□南京 申泰岳
在站笼里长大
我于1953年4月29日出生在泰县仲院乡朱高村小朱庄（现泰县已改为姜堰区，仲院乡也已撤销，并到蒋垛镇）。我是家中长子，父母和亲友对我的出生欢天喜地，但我也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优待。父亲在溱潼区当民政助理，是吃公家饭的乡镇干部，母亲在老家种田。那时是集体经济，家里大人每天要上工，这样才能挣到工分。上工前喂我一点吃的，把我往自家编的站笼里一放，匆匆忙忙就上工去了。
这种自家编的土站笼，上口是小圆形，下口是大圆形，站笼外形是稻草卷成有小孩胳膊粗的条形状，自下而上一条一条地紧挨着扎好。站笼里面倒也光滑，是什么材料做的记不清了。离地面约20厘米处有一隔档板，小孩从站笼上端圆口处放进去正好站在隔挡板上，头在圆口上面，双手在圆口外面。大小适中，头不能缩进站笼里，双手虽有自由，但身子不能乱动，站笼也弄不倒。站笼下口隔挡板下面空出来的约20厘米的空间也有用场，天寒地冻时可放一小铜火炉，小铜火炉上面有一盖子，盖子上钻了几十个黄豆般大小的孔，便于散热。火炉里面放一些花生壳、稻糠之类，既能慢慢燃烧散热，又不会快速燃烧引发火苗冒出来。这样冬天站在站笼里的孩子既不会冻着，也不会烫着。
冬天和夏天，站笼一般放在家里，春天和秋天，只要天不下雨，站笼常常放在家门口大枣树的树荫下。我在站笼里一天天长大。今天回想起来，站笼里的童年，无所谓快乐，也无所谓不快乐。一切都是那么朦朦胧胧，好像隔层雾、隔层纱、隔座山，又恍如昨日。
一个珍贵的鸡蛋
一次，母亲带我到姨妈家去玩，临走前，姨妈将她家母鸡刚生下的一个鸡蛋送给我，我双手捧着带有老母鸡体温的热乎乎的鸡蛋，很开心。
我们和姨妈家不住在一个村，路上沟沟坎坎的要走一段路，我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鸡蛋，一大半路走下来了，眼看快到家了，可以把鸡蛋煮着或炒着吃了，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谁知路过一基本干涸的很狭窄的小河沟时，要纵身跨一下，跨的时候无意间手一松，沟是跨过来了，鸡蛋却掉地上了，裂了一条缝，一些蛋白也淌出来了。我急忙俯下身子，捧起鸡蛋，把没有裂缝的一面捧在手心，裂了缝的一面朝上。一步一挨好不容易到家了，母亲赶紧拿了一点干面，将破鸡蛋的蛋黄和蛋白的一点“剩余价值”放进去，加了一点水，做了一锅鸡蛋饼给我吃了。
那一顿我吃得很香，六十多年以后还能记得那么清晰。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吃上这个鸡蛋既来得容易，又吃得不容易。印象太深了！
捡烟头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期，父亲在泰州市泰东公社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那时称人民公社，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乡镇。公社所在地设在泰州城东鲍家坝一处没收的地主房子里，我和父亲同住一间房，打开房门就是一个小会议室，公社和大队干部（就是现在的村干部，那时称大队干部）经常在这里开会，往往一开就是半天，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们一边开会，一边抽烟，讨论或争论着什么，只知道他们声音很大，有时七嘴八舌，有时一人讲话，别人听着或拿笔记录。会议结束时，往往留下一地烟头和满地烟灰，过一会儿自然有人来将会议室打扫干净，以便下次使用。
我农村老家舅舅喜欢抽烟，烟瘾很大。我看那些香烟头浪费了很可惜，就找来一个比较大的空的铁皮茶叶罐子，每次会议一结束，趁着打扫卫生的人还没来，赶紧到会议室捡香烟头，一次一次积累下来，直到香烟头塞满一罐子。我回老家或舅舅来时作为见面礼送给他。每次舅舅见到这样的见面礼都很高兴，他把香烟头外面的一层纸撕掉，把里面的烟丝放到旱烟杆顶头的烟锅里，有时是几个烟头的烟丝才能填满一个烟锅。填满后，划一根火柴将烟丝点燃，有滋有味地吸着，连声夸好。我问他好在哪里？他说我捡的烟头的烟丝质量比老家田里长的烟叶质量好多了。
听到舅舅的夸奖，每次散会后我到会议室捡烟头更及时、更起劲了。
第一次见“大世面”
1959年，父亲因工作调动，从农村进了泰州城，我们就住在市政府所在地中山塔大院里。作为一个六七岁的农村娃，我眼里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密集的房子，那么多四通八达的街道，那么多紧紧挨着的商店，到处那么多人，路也比农村宽多了，灯也比农村亮多了。眼里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最难忘的是十一国庆节。1959年正好是十周年大庆，我又是第一次见识，那还不是一头的劲？！
游行之前，先在泰州体育场开庆祝大会，大会结束后从体育场出发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游行，到下坝洋桥口结束。大林桥当时是泰州的市中心，也是游行的必经之地，大林桥离我们住的中山塔大院不远，吃过早饭后我就到大林桥路口等着看游行的队伍。时间过得真慢，好容易等到太阳老高，估计10点钟左右，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从体育场方向走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好多好多的红旗和彩旗，紧跟着的是敲锣的、打鼓的，还有踩高跷的。游行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参加游行的人兴高采烈，我们看的人也是兴高采烈，整个泰州城区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那次游行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多才结束。
那天，虽然我午饭吃得很迟，但一点也不感觉饿。吃午饭时仍在回味着第一次见到“大世面”的感悟和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