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1989年，6位云南学者主要依靠徒步，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三省份交界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民族学和语言学考察。他们发现这个大三角地带自古以来就有两条重要的物资运输路线，分别从四川中西部和云南南部出发，最终都延伸进入西藏。在现代交通建立以前的漫长年代，一代代马帮依靠骡马背驮将茶叶等物资送入雪域高原。借鉴元曲“古道西风瘦马”的诗意，几位学者把位于“滇川藏三角”的这些运输路线称为“茶马古道”。不久之后，伴随着西南边陲的文旅开发，“茶马古道”的名称开始迅速传播，进而举世闻名，以至于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一庞大交通网络的正式得名，不过是30多年前的事。

七八年之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启动，云南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普洱茶也成为备受海内外游客青睐的当地“土特产”。有意思的是，那时的云南本地人却并不习惯饮用这种口感奇怪的品种。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经过发酵和陈化处理的熟茶，其实是早年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消费品种和饮用方式向云南的回流。

又过了七八年，在西双版纳著名的产茶区易武镇以普洱茶为研究对象进行田野调查的张静红，突然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托她在当地买一些普洱茶。这位平时很少喝茶的亲戚再三强调，一定要选择“日后能升值”的产品。而那时，在云南许多地区，普洱的风靡已经到“全民皆茶”的程度。在茶商心目中，它不再仅仅是一种饮品，而成为“投资品”。茶叶市场的电子大屏上，滚动着各类普洱茶产品价格的最新动态，像极了证交所里时刻红绿跳动的屏幕。正是在那一年，普洱茶的价格在冲上历史新高之后猛然下跌，成为迄今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业事件。

这三幕颇有戏剧性的场景，是人类学家张静红博士著作《生熟有道》中的三个片段。本书是叙述对象，是作者故乡云南的特产普洱茶，而那把她用来打开通往普洱茶神秘世界的大门钥匙，是一个富有中国文化意味的概念：江湖。

真格的，恐怕没有其他词汇能比“江湖”更加贴切地表达普通人心目中普洱茶和它背后的那个世界：既令人神往，又常常令人望而生畏，复杂而充满矛盾。这样的矛盾充斥在云南普洱茶晚近发展历程的每一个角落。

比如，包括云南在内的环喜马拉雅山麓的地理区域，是世界茶叶的原生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对茶树进行驯化利用的人群。不过在中国漫长饮茶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云南的茶叶都是寂寂无名的。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云南地产大叶茶为原料制作的普洱茶，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风靡全国，用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广州芳村茶叶市场的商人们的话说，一夜之间，家家户户都开始卖普洱。与此同时，普洱茶的诸多文化和象征意义被迅速建构出来，速度之快，转眼就让其家乡的云南人难以辨识。

比如，19世纪以来，做成圆形紧压的普洱茶由马帮一路向东运送到老挝、越南等邻国的贸易集散地，再进而运往香港，在那里被消费、囤积和再次转卖（比如转运到台湾），就这样，普洱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大湾区乃至东南亚的饮食习惯。而在云南本土，这种经过发酵的熟茶工艺和口味反倒渐渐式微。直到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港台茶客带着祖辈父辈珍藏的茶饼去云南“认祖归宗”，这才出口转内销，带动了普洱茶“传统的再发明”。

比如，2007年云南省思茅市改名普洱市，被视作普洱茶文化推广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事件。外地人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普洱市当之无愧就是普洱茶的发源地。但事实上，并没有一种茶树被冠名为“普洱”，云南南部澜沧江两岸的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乃至云南西部、北部、中部，但凡产茶的地方，在现有的国家标准之内都被视作普洱茶的原产地。究竟孰为“正宗”，所谓“正宗”的标准究竟如何界定，一直是聚讼纷纭又莫衷一是的话题。

此外，诸如大树茶与台地茶；生茶、老生茶与熟茶；机器茶与手工茶之类的争论；茶农与茶商，大商人与小商贩，本地人与外地人，原产地与消费地，大陆与海外之间你来我往的互动与博弈，都在这本深度考察报告中一一展示，既有豪气干云的浪漫情怀，又有刀光剑影的江湖风波，竟真的能读出几分银鞍白马、飒沓流星的侠客味道。

《生熟有道》是一本严肃的人类学专著，却无“学术腔”，除了得益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外，更在于其借“江湖”传达的深意：当下的文化消费和商业行为中，蕴含着传统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某种人生境界与社会心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江湖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