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杨清生

1950年桂花飘香时节，江宁县“土改”尚未结束，我落在西北村外婆家的户籍，仍在冻结，迁不回三条营家里。没有户籍，上不了隔条街的边营小学。附近的剪子巷、马道街和小西湖小学，也都将我拒之门外。

我待学了。父亲怕我荒废在家，托人把我送进私塾学馆。学馆设在张家衙一家高墙独院的最后一进，出后门便是另条小巷五板桥，离我家很近。

私塾是私人在家里开办的学馆，如同今天一对一家教。读书都是十岁左右的男孩，坐在一起不超20人。学馆不分年级，因人施教，也没上下课定时响起的铃声。学生从上学坐在桌旁读书写字，直至放学，整整半天。除了如厕，不得离座，屁股坐疼也得忍着，随便下位走动会受责罚。

第一天去私塾，我拎着妈妈缝制的蓝布书包，里面装着纸墨笔砚，慌张又亢奋地跟在父亲身后，一早来到学馆报到。学馆有四十多平方米，原是先生家佛堂，东墙佛台还端坐着两尊菩萨，晨光里还能闻到香火味道。北墙有扇窗户，斜对屋门，屋门敞开，屋内光线就明亮许多。光线幽暗时，可以点亮课桌上带玻璃罩的煤油灯，黄巷青灯，原本就是私塾的学习生活。

先生姓陶，五十多岁，灰布长衫，花白头发，方脸上架着金丝眼镜，更显儒雅气质。父亲面对先生，轻按下我的脑勺，说：“给先生三鞠躬。”随后他又拘谨地笑了笑，突然文绉绉地对先生讲：“承蒙收下犬子，往后望先生严加管教，不听教导，请多责罚！”十年后，我当小学教师，许多家长对我说得最多也最认真的一句话，还是这句“不听教导，请多责罚”。

父亲刚离开学馆，陶先生便拿出一块圆木牌，写上我的名字，告诉我每天到学馆，第一件事，把自己这块学牌，挂在办公桌旁铁钩上，放学再取下。

先生早晨最先坐在办公桌旁，捧着紫砂壶喝着茶，翻着书本。我们上学要先到他面前领读写任务。然后正如丰子恺《私塾生活》里描写的那样：“上新书也是一个一个上的。上的办法是先生教你读两遍或三遍，即先生读一句，你顺一句。教过之后，要你自己当面读一遍给先生听。但那些书很难读的，难学很多，先生完全不讲意义，只是教你跟了他‘唱’……”

放学前，先生要你“对课”，看背得没有，背不出，先生会用戒尺打你手心，很疼的！如果只你一人结结巴巴压根背不出，会罚放学后留下打扫学馆，个个都怕这惩罚。我不怕被先生打手心，在外婆家祠堂小学读一、二年级时，表哥悄悄地告诉过我：自己先把手掌心在课桌角上搓红了，戒尺再打就不疼了。

虽不疼，还是怕被责罚，怕被家人知道。然而，整整半天，循规蹈矩坐在桌边，读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又不能下位走动缓缓劲，放松会，确实难熬。只能多跑几趟厕所活动一会儿。厕所在前一进天井，砖墙搭成的坯子内，半截露天，很透气。踢个毽子、跳个绳还是可以的。有时对同学挤挤眼睛，做个手势，相约先后来厕所外墙边打弹子，玩“拍巴”，轻松几分钟，也算张弛有度。

有次厕所上多了，被先生发现我偷着乐，书又背不出一段，便罚我打扫学馆。下午放学后，太阳已西沉。静寂无声的学馆里，光线越发幽暗，我孤零零一人手握扫帚，突然看见佛台上菩萨也睁着大眼睛盯着我，吓得我心惊肉跳，止不住哭了，后悔没认真背书，遭此惩罚。

正当我用衣袖擦眼泪不知所措时，突然前门进来一个小女孩，跟我一般大小。她说是先生的孙女，来取先生紫砂小茶壶的。她面容清秀，嘴角带笑，见我满脸泪水，抢过我手上的扫帚，说：“别怕，这屋里有菩萨，没鬼。”我使劲地点点头，立时破涕为笑。有了她的帮忙，我不再孤单，心情倏地由阴转晴，眼前有了阳光。

分别前，女孩斜视我一眼，从衣兜里掏出粉色手帕包裹着的玩具饼干，递给我几块：“很好吃。”确实饿了，我不好意思地咬了一块白兔饼干，真的又酥又甜。

时隔七十年，这块白兔饼干香美甜酥。还好像遗留唇齿之间。今外出，途经小学门前，触动了我的情思，即兴写下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