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1912年4月10日上午11点，当泰坦尼克号开始首次航行时，它是这个星球上体积最大的可移动人造物体。讽刺的是，仅仅过了4天，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庞然大物就因为与冰山相撞而被迅速摧毁——从碰撞发生到轮船沉没，为时不到3个小时。与极尽奢华的船体一起被刺骨的海水带走的，还有超过1500个鲜活的生命。

  泰坦尼克号事件是人类在和平时期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海难，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隐喻。在那以前，人们通常自负地以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无往而不利的历史，泰坦尼克号就是工业时代巨大成就和美好梦想达到顶峰时的产物，象征着人类掌控自然所能达到的尺度。直到它启航那天为止，西方世界已经享受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安稳太平，对于“更大”“更高”“更多”“更快”的未来，人们充满信心。巨轮的沉没仿佛一记重拳，让人类看到自身在自然面前的微不足道，看到为傲慢的自信付出的致命代价，也让人们开始质疑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欧美发达国家那种以大规模工业化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批判，达到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潮。1973年，德裔英籍经济学家舒马赫旗帜鲜明地指出，“以大为美”，“忘乎所以”地追求对自然的绝对掌控，是一种“荒谬的，自取灭亡的”的错误，“现代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他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却忘记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将处于战败的一方”。50年过去了，舒马赫的话言犹在耳，他的这本小册子《小的是美好的》犹如清夜鸣钟，也一再被人论及，成为深度反思现代化及其弊病的畅销书。

  舒马赫开宗明义地强调，当下这个由现代技术塑造的世界，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作为现代工业运转基础的非再生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枯竭，这意味着维持人类生命的地球环境正遭到根本破坏。更加最重要的是，“非人性的技术、组织和政治形式”不断侵蚀长久以来宁静平和的人类精神世界。在舒马赫看来，作为我们星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人类最大的乐趣与幸福来源是创造性地、富有成效地使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而“非人性的现代技术”剥夺了这一切，它使得流水线上“没有生命的产品”变得日益精巧，却让人类自身日益变质退化，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饰演查理那样，成为流水线上一枚失去个性与活力的六角螺帽。此外，以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以经济或不经济作为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必然引起人类在精神上的贪婪、仇恨、嫉妒和欲念上的暴力。舒马赫将上述种种问题总结为“一套掠夺自然界的生产体制”和“一种肢解人类本身的社会模式”，他告诫我们，当下人类的首要任务，是“摆脱现在的互撞轨道”，寻求一种以人为本、循序渐进、互惠互利的新社会方案。

  人类社会的发展危机及其解决之道，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的核心议题。在舒马赫之前，罗马俱乐部长期致力于“人类困境”的系统模型分析，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直被视为人类思考发展模式的启蒙作品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绿色经典。在舒马赫之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对“第三次浪潮”热情拥抱，就是建立在对“第二次浪潮”“狂热好大”的审思与批判基础上。这些成果的价值，不在于预测人类前景，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于人类面临威胁和未来机遇的探讨与思考。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小的是美好的》就被译介到中国，迄今已有至少三个中文译本。长期以来，对这本书给予关注的中国读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舒马赫所谓的“小”，也往往被从产业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耗等方面加以解读。事实上，作为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舒马赫从众多人文传统那里获得滋养：威廉·莫里斯、克鲁泡特金、甘地、刘易斯·芒福德、加尔布雷斯……但凡有所教益，皆为舒马赫兼收并蓄融入他的思想炼丹炉，他甚至专辟一章谈东方宗教对西方经济学的启示。舒马赫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在他看来，任何技术、策略、方针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福祉。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一种潜力”，就像钢琴不是音乐一样，科学技术本身也并非“文化”，能否完成这个“没有完成的句子”，使潜力变成造福社会的现实，要看人类的智慧能否战胜我们一贯的短视。用学者梁小民的话说，舒马赫的价值，就在于他“把人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