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普鸣( Michael Puett )，美国汉学界重要人物，以辩才闻名，据说他的课广受欢迎，他在哈佛的通识教育课程“经典华夏伦理与政治（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一直是哈佛本科生选课数量榜的前三名，能容纳800人的Sanders Theatre常为之水泄不通。普鸣的学术作品《成神》，英文版面世在千禧年前后，但待译介入中国，已是二十年过去了。

  《成神》一书是普鸣在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三个不同学科长期研究兴趣的结果，事实上，他的三个学位也来自这三个领域（历史学与哲学学士，芝加哥大哥人类学硕士、博士），但他没有提及的是，长期在这三个学科交界处游走，让他同时对宗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哈佛大学，他还长期担任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

  当我们回望中国轴心时代的文明，也许，一个外来者的眼光，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他致力于将中国研究纳入更大的历史和比较框架，尤其是早期中国历史（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755年）中的礼仪、社会与政治理论。在普鸣眼中，中国古代先哲试图把宇宙描绘成一个自然发生、自我生成的系统，在一片混沌之中，自然地分化成了天空和大地，阴阳双生之气运行，万物得以赋型。这显然迥异于西方文明系统中认为神创造了万物的宇宙观。

  冯友兰先生认为，以阴阳解释宇宙，虽然不免笼统，但总比以天帝鬼神来解释，要好得多。这也是春秋时代各种思潮中朝向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性转变之一部分。

  普鸣试图向我们揭示，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源流上是如何形成的，《成神》一书的副标题“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便随之而来。

  在一个自发产生的宇宙之中，既然我们之所在及所有，都非神的创造，那我们亦不必时时祈求神的垂怜施舍。“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在《淮南子》中的这段论述，以隐喻的形式，将人的自我修为过程，描述成一趟不断向上攀登的登山之旅。从昆仑山开始，直达太帝之居，人每完成一个步骤，到达一个新的修行阶段，就获得更大的超自然能力，先是实现永生，继而呼风唤雨，最终成神，与太帝同居。简言之，道家相信每个普通人的生命之中，亦包含拟神的潜能，人不需要利用占卜或祭祀来讨好或操控神灵，相反，得道者直接成为神，并具有神之伟力。

  普鸣说，他之所以选择“人神关系”作为研究中国的切入点，是因为主流学界皆认为，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但普鸣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在青铜时代的中国，不仅不存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预设，相反，人和神之间还处在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张力之中。他以殷商时代为例，从一系列出土的占卜、卦辞中不难发现，在殷人的世界里，神灵和祖先喜怒无常，大自然恩威难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角力和竞争关系：人试图从自然界和神明那里占得利益，同时人的生存和行为本身，也造成了对神的潜在惊扰。为了化解神的怒气，殷人举行祭祀，安抚祖先亡灵，这一过程，普鸣称之为“神灵的人格化”，即“拟人的神”。

  这种情况到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反对以控制神灵为目的的祭祀，转而强调个体修身的重要性。在普鸣看来，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标志性时刻，上文提及的《淮南子》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包括《国语·楚语下》《论语》《墨子》《管子·内业》等诸子典籍，都开始否定人与神互相分离、二元对立的预设，一个“关联性的宇宙”在中国人思想中开始成型。

  “人和自然没有形成两个分离的领域，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在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眼里，中国人预设了一元论的宇宙。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公元前4世纪逐渐被创造出来，正是一批新兴的“士”，在当时的朝廷中显露头角，他们著书立说，反复批判祭祀和占卜的过程，也可视为与祭仪专家及巫师抢夺权力的过程。相信人皆可通过自我修为，实现内圣外王，乃至直通太一，“拟人的神”便渐渐让位，“人的拟神”开始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