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安琪

  “鸡娃”“内卷”“海淀妈妈”……这些热点词汇像是长在社会神经上的结节，一旦触碰便会引发一系列焦虑反应。石一枫的长篇小说新作《逍遥仙儿》便是围绕着这些焦虑而作。小说讲述了知识精英苏雅纹、北京土著庄博益、拆迁户王大莲三家如何在教育内卷的大背景之下找寻自我的故事。这三个家庭的孩子——斯坦利、芽芽、“大”和“二”两兄弟都在海淀的“牛小”上学，互为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父母也是朋友，却又不只是朋友，与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友谊相对应的，是成年人之间复杂却又缠绕的人际关系。

  显然，这是一部与当下热点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联的小说，它的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素材可以支撑作者的创作。然而，处理这类题材的困难之处在于，要通过虚构抵达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层结构，而非仅是对问题的简单展示，这就需要作家的思考力和穿透力。表面上，小说是在探讨儿童教育。但实际上，小说是在讲述人在被浪潮裹挟之时应该如何拨开云雾，找寻本真，定义自我与他人的位置。

  “我们”和“他们”无疑是《逍遥仙儿》里最高频的两个词汇。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同，使不同的圈层、社群得以形成，于是也便有了“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当圈层和社群扩大到宏观层面，形成了某种结构，则出现了中心和他者的区别。中心会将他者奇观化，而他者也会根据中心的目光调整对自我的期待。这听上去很后结构主义，玄之又玄，但这实际上就是发生在王大莲和苏雅纹身上的故事。

  小说的开头，当苏雅纹目睹了还是清洁工的王大莲争抢游泳班的玩具鸭子之后，就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句：“他们这些人哪——”

  的确，与有序地排队等着退钱的苏雅纹、庄博益等人相比，在商场里大吵大闹想要抢鸭子的王大莲从一出场就显示出了她的不一样。对于苏雅纹这样的人来说，王大莲是一个可以施予同情但却不想与之为伍的他者。

  但王大莲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她的身上有一种未经都市化的原始的质朴。尽管她后来住进了楼房，但是所遵循的社交习惯却仍是乡村式的，以人情为准则。所以，她自作主张替苏雅纹和庄博益抹去了停车费，又自作主张将三家的孩子安排进了同一个班级。在北京这样一个秩序井然，近乎于机器般运转的大都市，王大莲像一个新鲜的野蛮的力量，横冲直撞，将那些被贯之以文明的秩序撕开了一道口子。因此，尽管她看上去有些粗鄙，却也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人物。当年，苏雅纹的一句小小的同情之语，就让王大莲就此感恩在心。于是，在王大莲摇身一变成为拆迁暴发户之后，她试图对当年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命运又恰巧使三个家庭的孩子到了一个学校。于是，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家庭就这样成了一个共同体。

  有意思的是，“他们”与“我们”的标准并非是单一且恒定的。尽管苏雅纹从未把自己和王大莲当成一类人，但当她想说服王大莲摆脱父亲道爷的控制，答应在家里办辅导班时，她却依然沿用了“他们”与“我们”的逻辑，并且巧妙地用另一套逻辑使王大莲和她成为了“我们”。

  苏雅纹这样告诉王大莲：“‘我们’不能再看‘他们’的脸色活着了，‘他们’不能左右‘我们’；‘我们’要成为更好的‘我们’。”显然，苏雅纹口中的“他们”与“我们”与王大莲所说的并不是一个划分标准。苏雅纹用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框架——女性和父权来划分阵营，尽管办辅导班这事的矛盾和父权制压根没关系，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对立却有着强烈的煽动性和说服力，最终促使王大莲下定决心反抗父亲，在家里办辅导班。

  值得一提的是，王大莲的父亲道爷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形象。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代表着某种古老的、质朴的道义精神。道爷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庄博益拍摄的短视频主角，成为了一个“网红”，但是他显然不能适应那种被伪饰、被包装过的生活。

  父女俩都很倔，一个偏要办辅导班，一个说什么都不同意，为了这件事，宁愿断绝往来，也绝不向彼此低头。用北京话来说，就是父女俩都很“轴”。这对父女俩有点类似于石一枫的另一部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的那年枝和那豆爷孙俩。在这段亲缘关系中，年长者和年轻者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却又莫名地顺着这股“轴劲儿”理解了彼此。

  小说的最后，辅导班被禁，王大莲又从“他们”之中被放逐了出来。并且事实证明，那个王大莲一心想成为的“他们”也并非她想象的那般美好。苏雅纹的孩子斯坦利在一套高度精英化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虽然聪慧过人，但小小年纪就得了躁郁症。但是，王大莲与苏雅纹的矛盾却又恰好因为斯坦利的病而化解。剑拔弩张的二人却因为对孩子共同的爱而再次成为了“咱们”，一起对抗“他们”那些试图将斯坦利驱逐的家长。石一枫通过他所擅长的叙事技巧，在情节中一次又一次地“设局”和“破局”，由此解构了主题中“他们”与“咱们”的二元对立。真诚与真情，最终消弭了圈层的壁垒。又或许，壁垒本就不应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