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巴黎，海明威笔下“流动盛宴”的中心，洗衣船、圆顶咖啡馆、丁香园来来往往当时世界最具才华的一群人：雅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达利、米罗、桑德拉尔、莫迪利亚尼、苏丁、克洛岱尔、巴塔耶、布勒东、纪德、马尔罗、海明威……“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钢笔、画笔、目光，在这些烧焦的土地上创造杰作……巴黎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它变成了十字路口，世界各国的作家、诗人都经过这里，然后前往召唤他们的城市和国家。”

  人文史上的高光时刻，究竟是这群人的个人魅力折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时代，还是时代的聚光灯照亮了这群有幸抑或不幸处在历史转折点的人们？《自由派作家们》试图对这组群相进行描绘，不单单描摹出这些人，亦描绘出他们脚下的舞台。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难以评价的复杂性，在1936年9月的某个夜晚，两个男人在巴黎胜利广场共进晚餐，长者67岁，刚刚从苏联归来，在那里他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完全符合他热衷长期作为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国家良心的身份。年轻的那位35岁则刚从西班牙回来，他是共和国军队的上校，并一手建立和领导了航空纵队。

  年长者就是安德烈·纪德，年轻者则是安德烈·马尔罗，这两位安德烈都同时承受着来自两极的评价，在一极被奉若神明，在另一极则臭名昭著。纪德的恶名是极端分子、通奸犯和同性恋，马尔罗的恶名是文物盗窃犯、叛节者和革命党。

  这便是那一代文化枭雄的象征，他们分裂的名誉，恰恰来自一个分裂的时代，他们去往的莫斯科和马德里，在20世纪正在拐入一个新的岔道，所有在这个时代留下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在拿自己的声名冒险，文明价值观正在经历激烈的洗牌，而巴黎像是一个中转站和连接点。两个世界彼此碰撞，巴黎是终点，两个世界分道扬镳，巴黎又是起点。

  纪德在法国知识界的地位至高无上，他那虎穴龙潭一般的寓所，也是精英不容绕开的聚会地，在法国能享有这一地位的，在他之前是巴雷斯，在他之后是萨特。彼时纪德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声名来自他的文章和编辑工作，他创建的新法兰西出版社（后来成为伽利玛出版社）蒸蒸日上，无疑是文艺界和思想界的领军者。

  马尔罗在西班牙叛乱开始抵达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奔走，只希望做成一件事：支援受到攻击的共和国。原因无他，只因为一旦巴塞罗那陷落，法西斯分子开入加泰罗尼亚，前往法国的道路就会被切断，国际社会的援助体系便会受阻。这位作家明白，要切断叛乱部队的进军，一支装备充足的飞机纵队是不可或缺的，西班牙当时航空力量薄弱无比，只有两百架飞机和一百五十名飞行员，弹药不多，炸弹更少。年轻的安德烈手握电话不放，到处“摇人”：寻找飞机，寻找飞行员。他甚至利用太太克拉拉富庶的家庭背景，加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自行买入几架飞机，招募西班牙航空纵队的首批飞行员。形形色色的志愿者和冒险家都来了，其中甚至不乏走私者和犯过重罪的囚犯。

  这两位安德烈之间的分歧日渐明显：苏联。一个精彩、纷乱、令人惊心动魄的时代就在这样的叙述中拉开序幕，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如果说，一战之前的世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公共事务，参加军队，是为了保卫法兰西，那么在二战前后，他们冲锋陷阵不再是仅仅拯救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意识到，第二次战争保卫的是一种世界观。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门口徘徊，令德国瘫痪，令西班牙遍地战火。而莫斯科，是堡垒，还是叛军？时代逼着人们站队，如分水岭分开时代的洪流。

  当然，总有人哪一边都不站，比如极端自恋的萨尔瓦多·达利，“舆论的鬣狗在我四周狂吠，要我给自己定性：希特勒分子还是斯大林分子？不，说一百次也是不。我是达利分子，纯粹的达利分子。”这充满个人主义的声明，倒也是现代文明潮水的重要分支之一：自我。

  要深刻理解二战之后世界的格局，也许得从理解上世纪前半叶的巴黎开始，当时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巴黎，正是现代主义一切理论、一切思想的熔炉和试炼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