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新近在上海看到的一个展览让我再次回到伍尔夫，这个被讨论得过多的现代女作家早已成为Icon，比起她的作品，文艺青年可能更熟悉她忧郁沉思的清瘦侧影，被印在各种衍生品上，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时候再读一次伍尔夫了，她和她那些意识流的碎碎念像溪流一样，你阅读的时候沉浸其中，但当你放下书本，水滴便从你身上滑落了——你并没有真的记住多少。

  展览是青年艺术家胡顺香的绘画装置展，在展厅最醒目处，艺术家设计了一款简洁的哥特式祭坛龛，龛中画着伍尔夫，坐在维多利亚式的秘书桌前执笔思索，她的书桌秘屉里被塞进了一位少女，少女的长腿如尸体一般伸在外面，两腿间夹着一枝百合，暗喻伍尔夫早年被性侵的经历和暧昧的性向。祭坛右边则画着被家务和孩子缠身的劳拉。伍尔夫优雅而思辨，而劳拉却呆滞而痴肥，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家庭劳作。没有脑袋的男人横卧在楼梯上看报纸，对妻儿和家庭责任一概置若罔闻。在西洋古典宗教油画的传统里，祭坛顶部往往绘制着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艺术家借鉴了这一超稳定的三角结构，但三位穿着宗教式古典长袍的人物都是女性，似乎是女性一生身份的三位一体：女儿、妻子、母亲。

  这是所有女性都心有戚戚的命题，在这里，祭坛画的形式不指向任何宗教，相反，艺术家献祭的是普通女性日常的喜怒哀乐，也再次把那个提问摆上桌面：女性想要写作/创作，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伍尔夫的回答尽人皆知：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及每年500英镑——不知道当年的货币金额放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但在2023年夏天，我想为这个清单加上一项：免于带孩子过暑假的自由。

  时至今日，女性创作者的境遇并没有比伍尔夫时代改进多少，在某种程度上，伍尔夫是幸运的：她受过良好教育，有崇拜她才华的丈夫甘愿为之付出，也被豁免了生育的负荷，她当然拥有自己的房间以及那区区500英镑。与她笔下虚构的莎士比亚胞妹朱迪丝相比，她简直得天独厚了。“老妇人看着将近80岁，但假如有人问她，生活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会说，她还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时街头的灯火，或听到过国王爱德华七世诞生时，海德公园鸣放的礼炮。假使有人想确证，追问她……你在做什么，她就会一脸茫然，回答说她什么也记不清了。因为一餐又一餐的饭食已经煮好，碗碟和杯子都洗净了，孩子们自去上学，长大成人。生活中什么也没留下，一切都消失干净了。传记或史书上对此没有只言片语，而小说，即使不想撒谎，必然也是谎话连篇。”

  伍尔夫指出了那个真相：一切纪年都关于男性，女性被碾进日常劳作，成为沉没成本。但重读《一间自己的房间》给我带来的震撼却并不是这些，而是我在第一次阅读时彻底错过的东西：伍尔夫在方法论上拆解了女性写作，她发现，写作对于男性写作者和对于女性写作者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语言！男人的语言沉重敏捷，高视阔步，所有小说巨匠，比如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都习得了一种“本色语言”，那种语言天然属于大众，带有流行的时代气息。但女性并不生来就拥有这一工具，伍尔夫认为，女人是通过母亲来回溯历史的，男人的句式，一旦被女人使用，就像举着不适配的重剑那样难以顺手。

  她也许是对的，在她的时代，她能看到的女性写作先行者并不太多。“夏洛蒂·勃朗特，尽管有出色的散文天赋，手中的武器仍不免沉重，令她左支右绌；乔治·艾略特用它生出种种难以描述的事端；简·奥斯汀审视它，嘲笑它，发明出合乎自己的句式，一生不离不弃。因此，她的文字天赋虽然弱于夏洛蒂·勃朗特，却道出了更多东西。”

  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想法，即：女性写作者应该，也可以发展出独特的语言，就像剑客应该拥有量身定制的宝剑。我得承认，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语言也像衣服一样，可能世面上通行的式样和尺寸都是男装。伍尔夫就发明了一套自己的语言，类似孤独分裂的女人自呓，把极为琐碎的事情说得极重大，把极为真实的日常说得极梦幻——这当然并不是适合我的语言，但她却为我指出了某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