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与天为一为君子

  通过对“君子比德于诸物”的论述，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君子那种超越世俗而追求独立的精神人格。诚如《周易-遁-象传》所言：“君子好遁”。是说君子喜欢遁隐。在这种逃避现实世界生活方式中他们也从来不感到郁闷。之所以会如此，盖君子所具有的独立之精神和不惧强权之风骨。“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周易-大过》），此之谓也。但我们又说，君子的品行，君子的人格，君子的精神是有其丰富性的。作为有德有才的君子，其品行、人格、精神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他们既有超世的情怀，更有济世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当然，构成君子的理想人格当然地更多主要反映在他们对人的心性的重视，对人的伦理的关怀，对人的道德的热衷，对人的责任的承担，对人的使命的担当，对人类社会的关注，对天地万物的关爱。而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华。其理论表现形式乃是“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其理论的表现形态是“天人合一”。而追求和实现“天人合一”于是就成为君子的最高理想境界。对于这种“止于至善”境界的向往与追求也正是“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孟子-离娄下》）的地方。也就是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与一般人所不同的地方恰体现在他们有着高于一般人的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呢！所以《中庸》就明确指出：“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思是说，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不可以不修养自身的品德；想要修养自身的品德，就不可以不尽心地侍奉父母；想要尽心地侍奉父母，就不可以不了解人情；想要了解人情，就不可以不知晓天道。所以，顺应天道，止恶扬善就成为君子的理想。“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周易-大有-象传》），此之谓也。

  （一）、“明心性”与“一天人”既是大人之学，也是君子之学。 如果要问中华传统文化或学问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那么答案就是“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心性之学又被称为“真学问”；天人之学又被称为“大学问”。当然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又是相互包含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果给它们一个总的名称那就是“大人之学”。“大人之学”是讨论“大学之道”“圣人之道”“圣人之学”“圣人之教”“大学问”的。而以上所有称谓又可以以“君子之学”来加以称谓。因为我们知道，“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余英时语）。

  儒学与君子之学重视人的生命方式问题。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有德性生命与气质生命两种方式。对人生的所有问题的展开，都是建立在对这两种生命形式的认知和作用之上的。《尚书-大禹谟》将这个问题以“两心”来表示。以“人心”来表示人的气质生命，其属性是危殆的，对其应该调节和制约；以“道心”来表示人的德性生命，其属性是微小的，对其应该精一和昭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之谓也。在儒家那里，不同的思想家对人身中本存的两种生命方式进行了各自侧重性的探讨。

  儒家的荀子抓住人的“人心”的一面，并将其规定为“人性”。认为它的表现就是“好利焉”“疾恶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即人性天生就具有喜好功利，喜欢妒忌，喜爱美声美色。而这些从性质上来说乃是“恶”的。所以荀子得出结论：人性本恶。并竭力主张要限制这一人性的无限膨胀。通过“师法之化”“礼义之教”来“化性起伪”，从而使人归于美善。同为儒家的孟子则抓住人的“道心”的一面，并将其规定为“人性”。认为它的表现就是能够生出只有人才具有种种美德。认为人的这种天生的生命情感即是构成人之为人的“良心”。具体又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孟子告诉人们，“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则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一并非是外面强加于我的，即我天生就具有的人性，从性质上来说是“善”的。所以孟子得出结论：人性本善。所以孟子主张人们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即通过尽显、存养“良心”，并修养道德从而使归于美善。

  荀子主人性本恶，孟子主人性本善。他们哪一位说得正确呢？究竟人性是本恶的，还是人性本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