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

  《长夜行》是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第一部也是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长期以来，由于塞利纳的反犹言论以及其作品粗暴无情地撕下人们含情脉脉的面纱，致使他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范围褒贬不一，其代表作《长夜行》更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评论家埃利·富尔的赞誉则毫无保留：“我认识了一位国王，也许你已经听别人谈起过他，他名叫塞利纳，《长夜行》的作者……这是一个纯悴的人写出来的一本纯粹的书，普鲁斯特以来最好的作品，它比普鲁斯特更富有人性。”事实上，普鲁斯特确实是《长夜行》中唯一提到的作家，当然塞利纳对他也是挖苦讽刺的。普鲁斯特和塞利纳是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两座高峰，普鲁斯特以他“文雅”的方式呈现了人类繁复的精神图景，而塞利纳则以他“粗俗”的方式洞穿人类精神的丑陋、虚伪与邪恶的面具。

  小说开宗明义，作者煞有介事地杜撰了作于1793年的法国王室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在严冬和黑夜之中，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在全无光亮的天空。” 这个题记确定了小说的基调：这是一部现代流浪汉之歌，隐喻了人物的命运走向——在漫漫长夜里漫游。概括地说，整个文本就是围绕“漫夜”与“漫游”展开的：茫茫黑夜，望不到尽头，充满了死亡与黑暗的气息，这便是从生到死的旅程。这种感觉如幽灵一般，萦绕在主人公巴尔达米的生命中。小说以巴尔达米的视角叙述了一次漫长的人生旅程。他的足迹踏遍大半个地球，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他服从于命运的安排：从一战时生灵涂炭的欧洲大陆到地狱般的非洲殖民地丛林，再到高度发达然而道德信仰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然后又重返歇斯底里狂欢世界的法国……他上大学、打零工、在战场上卖命，他当逃兵，逃进精神病院，他是医生，他也开诊所，他经历过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巴尔达米的漫游也如同《尤利西斯》的布鲁姆一样，经历着20世纪的尤利西斯之旅，不停地接受生活的锻打与淬炼。布鲁姆，在日常生活的海洋里历险，是蝇营狗苟众生中的一位“反英雄”；巴尔达米，经历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冒险，是肮脏龌龊世界里的“奥德修斯”。《长夜行》也可以看作伟大而滑稽的流浪汉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典范之作，在形式上，它与作者不详的《小癞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伏尔泰的《天真汉》、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血缘相近，同属一种谱系，都是跟随流浪汉的视角广泛描述人间百态、众生百相。

  某种意义上讲，《长夜行》是一部“反经典”的经典之作，绽放在腐朽罪恶土壤中一朵不朽的“恶之花”。诗人瓦莱里称之为“描写罪恶的杰作”。米兰·昆德拉在《相遇》中这样评述塞利纳：“许多与塞利纳同代的大作家也都有过死亡、战争、恐怖、酷刑、流放的经历……而他是唯一发声诉说这种极其特殊经历的人。”

  在所有伟大作家中，塞利纳是一位真正熟稔运用口语并臻至化境的小说大师。《长夜行》的语言大胆而炽热，以辛辣、粗野、反讽、夸张的口语来完成叙述，整体风格是阴暗而冷峻的，情绪走向了人类绝望的巅峰。塞利纳寻找到了自己的路径。譬如，他这样写道：“自从不知道多少年以来，人们总是那么精力充沛地干愚事，设想成千上万个毫无结果的计划，企图从难以忍受的生活必需中摆脱出来，这种企图总是以失败告终，无一例外。每次失败后便更加相信命运难以逾越。每天晚上倒在命运之墙的脚下对第二天更加忧心忡忡，命运之墙显得更加不可靠，更加难攀登。”恶毒而犀利，尖酸而刻薄，这就是塞利纳。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的访谈中，塞利纳说：“我用口语畅快写作，一气呵成……词语出人意表，情境出人意表，措辞比你通常看到的更精准、更真切。” 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塞利纳善于把俚俗口语混合在自己遣词造句之中，浑然一体地糅进小说中，在讥讽、调侃、戏谑、谩骂中，他的语言产生了磅礴的力量，冲击了人们心灵的堤岸。他的叙述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又如千山万壑向大海奔涌而去，生活气象广大庞杂，生活深度幽暗曲折，生活细节逼真丰赡，一个个场景、一个个人物，纤毫毕现、真切精准。

  在《长夜行》的结尾部分，巴尔达米完成了他最终的顿悟：“在远处就是大海。但现在，我对大海已不再有任何幻想。我有别的事要做。我曾千方百计使自己销声匿迹，以便不再直面人生，但人生却到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总是回到自我，我的游荡已经完全结束。”平静地回到自我，这是我们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游荡的人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