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荣

  付秀莹将视角聚焦于乡村社会，以《旧院》《陌上》《他乡》三部长篇小说构建起了她的“芳村社会”。如今，新长篇《野望》的出版又为“芳村”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野望》仍旧沿用了《陌上》的人物和故事内核，可以说是《陌上》“芳村故事”的续写。但不同的是，在结构上《陌上》每章让一个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在24个人物故事的互相勾连中构建起芳村的人际社会网络，《野望》则将视角聚焦于主人公翠台身上，让读者跟随她走遍芳村的各个角落，目睹芳村的日常生活，倾听每个人内心的声音。

  在春来秋往的日常中，付秀莹写出了芳村的“常”与“变”。《野望》以二十四节气为小说的章节命名，二十四节气是印刻在乡村社会中的年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蕴含着古代人的生命哲学，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安身之本，更是勾连天人智慧的桥梁。在芳村，腊月二十三要送灶王爷、吃饺子；大年初一要去祭祖；村子里老了人要怎么下葬，年轻人娶媳妇儿又是如何热闹。在这二十四节气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正是芳村的常与守，是芳村人亘古不变的处世哲学。

  但芳村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在最早的《爱情到处流传》中，芳村“这个偏远的小村庄，似乎从来没有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它藏在华北平原的一隅，遗世独立。”但现代性社会的侵蚀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秩序，伦理道德不再是维系父辈与年轻一代的纽带，宁静的芳村在悄无声息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翠台借钱为儿子大坡结婚盖房，婚后两人却都没有工作，全家的经济全靠父亲的养猪场维持。翠台一方面勤俭地操持着整个家庭，侍奉婆婆，尽到儿媳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在儿媳爱莉面前时时理屈气短，不断感慨世道变了。身为婆婆的翠台与儿媳爱梨的话语权早已易位。同时，许多新鲜的事物也让翠台感到惊奇，智能手机、网购，甚至是身为大学生的女儿二妮的爱情观，都让她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怀疑和迷茫。这些乡土中国的子民，在现代性的社会中一面紧守伦理社会的处事原则，一面又在时代的浪潮中显得不知所措。付秀莹以温情的笔触道出了这些芳村人的心理感受，以此反映发生在芳村日常生活中的微妙变化。正如《陌上》的尾声中写到的:“风吹过村庄。/把世世代代的念想都吹破了。/年深日久。一些东西变了。/一些东西没有变。或许，是永不再变了吧。”

  付秀莹的芳村总是诗意的。她以一种《红楼梦》式的笔法，将芳村社会中琐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时代变迁、人事浮沉一一呈现。付秀莹的小说总有着一种中国古代的抒情风格，她以散文化的、富有古典意蕴的笔法，让乡村的故事就那么自然地在她的笔间流淌，在舒缓优美的意境中道出芳村的日常与命运。同时，诗意的风景描写也构成了付秀莹小说的有机成分。通过静态的白描、动态的点染，付秀莹让风景暗合于小说叙事的内在情绪，衬出人物内心的秘密。这种情与景融合的“诗意”风格，不仅是付秀莹追求的美学原则，更是她所向往的生命存在方式。

  付秀莹在这诗意的叙述中塑造了许多农村女性的形象。她擅长表现女性幽微的心事，翠台、素台、香罗、小鸾、喜针等等，这些普通的乡村女性有着各自难言的隐秘，她们面对社会、家庭时尴尬的处境，内心压抑的情感让她们陷入欲望的大网之中。付秀莹用诗意的叙述淡化了道德的批判，而给予人性的隐秘以同情和抚慰。付秀莹同时也反复书写知识女性的情感状态与命运。《他乡》中，在京城独自拼搏并定居的翟小梨，在经历了个人奋斗的孤苦无依和情感的一波三折之后又回到了故乡芳村；《野望》中身为大学生的二妮，在毕业后放弃了原来深造的愿望，打算回到芳村当一名村官。她们最终都从城市中回到了故乡芳村，回归到一种“自然”的“文明”当中，这似乎是从芳村出走的知识女性无法摆脱的命运。

  付秀莹对故乡的感情是深沉的，她在异乡写作，是与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们的再一次重逢。从《旧院》到《野望》，付秀莹这位“芳村的女儿”数十年关注着故乡的变化，以文学的方式做一个真诚的记录者。如同梁鸿的“梁庄三部曲”（《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一样，付秀莹仍旧是以归乡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故乡芳村的。现代性的冲击、人性的异化，付秀莹以文学的方式不断触及乡村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反思它的症结所在，探索新时代农村的出路。在《野望》中付秀莹给出的答案，是让芳村紧跟主流风潮，所以在小说的尾声，芳村伴随着“乡村振兴”的广播声，在一片祥和中走向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