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欣

  近百年来，女性的地位得以提升，成就得以被正视，越来越多的人也发现传统社会历史中崭露头角留下名字的才女实在不少。最早的女诗人可以追溯到春秋卫国的许穆夫人，其《泉水》《载驰》等篇章被录入《诗经》，千古传诵。随后三国时期如蔡文姬；两晋南北朝如苏蕙、左棻、谢道韫；再到唐宋诗词全盛期的薛涛、李清照、朱淑真，历朝历代无时无之。或许有人会认为其数量相对同时期男性杰出文人还是太少，但应该认识到，这几位杰出女性就好比金字塔的塔尖，那因为身处被压制的封建时期而不得为我们所知所见的庞大的金字塔塔身，不知有多少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杰在，《红楼梦》中慨叹一句“闺阁之中自历历有人”可不是乱说的。

  清代女诗人超过三千人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明朝女诗人有45人。至于清朝呢？由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曼素恩所撰《缀珍录》统计，“有清一代，女性作家有作品传世的超过三千人”。

  这一数据非常有意思，众所周知，我国文化在宋代时达到顶峰，因印刷业的高度发达，作者作品留存度高，史料完整性强，并不存在因战乱与祝融之祸导致的大范围失传现象，那么，为何明清两代数字如此悬殊，清代竟呈现井喷态势呢？

  据曼素恩分析，清朝对意识形态把控极为严格，其直观表现就是从清初到盛清广泛密集发生的文字狱，与此同时，通过编修《四库全书》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学术项目，在一边整理一边禁书的过程中得以体现。从而对时人心态形成了引导，将清代学人的注意力与学术倾向归入实用主义略逊而学院气息浓重的“考据学”中去，并最终于18世纪形成皇皇浩浩的复古思潮。

  所谓复古思潮，即为对经典著作的早期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考究，追寻此类典籍的原初含义，从而自然而然地跳出了在宋代发轫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思维范式，对待女性的态度因而相较宋明两代大相径庭。

  汪中等学者开始了对守节做法的批判，并指出，汉代并没有旌表节妇的相关记载，更不用说立贞节牌坊了，无论是为死去丈夫守节或是为死去的未婚夫婿守节均有悖经典著作中对古礼的描述，属于宋明学人的曲解。

  而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对教育女儿的重要性反得到了经书的支持，故而，让闺阁中的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开始得到家庭尤其是家长的支持。那句有名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出处是晚明陈继儒《安得长者言》，此语问世不久就被与陈继儒同时的张岱斥为“此语殊为未确”，对盛清时人而言，晚明时期无论政治或是哲学均属令人灰心的失败，更加没有参考价值。于是，在清朝，有着古典传统的妇学被重新建构、繁荣发展，并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特点与意义。

  其中旗帜鲜明支持女性受教育，并反复重申受教育女性能为家庭为子嗣起到重要作用的知名学者，乃是《文史通义》作者，大学者章学诚。章以为周官汉制中妇学占据重要地位，是家学的监护者与传递人，妇女们通过私人传授将知识进行代际传承，通过婚姻完成知识在家族之间的传递。

  “文”的性别垄断被打破

  随着程朱理学对女性约束力的下降，男女间的互动变得相对频繁而又多样化，在清朝有不少女子向男性诗人拜师求艺，以期求得一定的创作技巧。比如说提倡“性灵”的袁枚，招收女弟子二十多人，并自称“千秋衣钵有红妆”。而席佩兰则是袁枚最出众的女弟子之一。席佩兰自幼就喜欢读书，婚后拜袁枚为师，在创作上受袁枚的“性灵说”影响很大。袁枚主张诗歌创作应该有“情”，于是席佩兰在写诗时努力做到“字字出于性灵”，语言清妙，情感真挚。以此为契机，成功培养出个人能力并留下诗名的女诗人为数不少。

  袁枚提倡的性灵说与年幼女诗人常具备的纯粹感染力是浑然一体的。他常发现有才华的少女诗人那些发自内心，略带稚气的想法有着措词简朴而感情纯真的效果，正合那句“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曼素恩将清朝才女诗人总结为两种类型。一为章学诚提倡的，汉代女史班昭类型的，以“正始”为己任的女教师，如《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的母亲张藻，上虞张淑莲，又如章学诚自己曾经善于作诗的母亲一样的女诗人。她们给予自己的孩子与兄弟以良好的教育，时刻注意打磨他们的品行，并会用诗歌的方式给予他们告诫与勉励，身负诗才并运用这才能完成学识与道德的传递。二为袁枚欣赏的，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类型的，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如袁枚笔记作品中多次提及的孙云凤、吴若云等。对这类女诗人，她们最终或承受不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难得佳偶，有天壤王郎之叹”，郁郁而终，或是坍缩为毕沅、章学诚母亲样的女教师类别女诗人，实现清代女诗人两大模式的和谐。但曼素恩犀利地指出：诗人的才华与妻子的明慧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因为其中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其中或许包含着隐忍、改变与无奈，唯一的共性是，她们都是会使用写作诗歌的行为作为最强烈的表达方式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清朝是我国若干个封建朝代中的一个，所以在清朝，女性依然被压制。在曼素恩眼中，对清代女性而言最大的福利和最大的诱惑，都是通过写作诗歌这一途径进入“文”这一较高的精神层面，这一精神层面从上古孔子生活的时代起，就基本为男性所垄断。进入这一层面不仅是对性别的超脱，对在封建压迫下的女性而言，其意义更为深远。

  或许这是清代女性所面对的独特情况与崭新福利，历朝历代均有才女实现过进入“文”的层次，但论数量与总质量，唯有清代为最。女诗人成规模、上体系的涌现，让女诗人作品不再局限于闺怨，而呈百花齐放态势，更是形成了曼素恩所言的“存在与哲学的问题”。

  经济基础提升女性地位

  女性地位提升，受教育得以保障的思想因素，而经济水平的复苏与提升，是女性地位提升的经济因素。

  长江下游，尤其是江浙福建等地，在明代时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商业化与城市化的富庶区域，经过康乾盛世这一较长的稳定发展期，其经济发展越发蓬勃，棉花种植业与蚕桑业高度发达，手工业飞速发展，同时消费主义盛行。这使得贫家杀害女婴情况大为减少，而富家教育女儿条件更好。

  而曼素恩女士则提出了另外的新颖而有趣的一点，那就是有才学的女孩子成为了富人家值得骄傲的奢侈品与无形资产，可以在外人面前作为家学渊源的证据来夸口，这就形成了越富有越教育女孩儿的正向循环。后续发展中，女子的博学与才名甚至成为了谈婚论嫁时一条有力的加分项，因为女性如满腹经纶，一方面体现了知书达礼这一出色的个人素质，一方面也是娘家条件优渥、教育有方的结果。以上多种因素综合的突出结果就是，根据《历代妇女著作考》等著作，在清朝，仅江苏一省便坐拥女诗人1543名之多，文风鼎盛可见一斑。

  旺盛发展的经济带来的是人口流动的日益频密，为经商、贩货或谋求职业乃至于去做富家仆人而离开家的男性越来越多，当家理财的任务逐渐转移到了女性手中，而盛行的消费主义让家庭对当家理财的主妇提出了更高的个人素质方面的要求，于是妇人的地位又因此而提升，受教育比例同样因这一现实需求而提升。在这样的思想土壤与经济基础上，女性受教育得到促进，大批女诗人就此涌现。

  《缀珍录》的第六章《工作》，其内容是全书中与“女诗人”这一主题最不相符的，而笔者反而认为这一章其实最为重要。无论是女教师类型女诗人，还是才华横溢式女诗人；无论是支持女性与妇学的学者，还是愿意收女性为徒的诗人，先前历史上均有，可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而清代称得上绝无仅有的，其中一项就是第六章中提到的，官员珍而重之拟就，以“女工”为主题的奏折。

  这奏折体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情况下，女性身为劳动力的重要性已经达到稳定这个农业型经济不可或缺的程度，手工业与蚕桑业所能提供的非农业收入来源既是对农业灾害负面效果的对冲，也是家庭经济的有力补足。“男耕女织”四字从未如此重要，相对应，女性地位也从未如此重要。用曼素恩的话说，“妇女的劳动在这独一无二的生产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关注税收稳定的国家和自给自足的家庭，都承认妇女劳动是重要的中心”。

  诚然，从事农业与蚕桑业的劳动妇女绝大多数被排摈于女性受教育福利之外，而无论是班昭式还是谢道韫式女诗人，也大多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最多刺刺绣的大家闺秀。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无疑让女性这个整体的处境更优，受教育的人数更多，箭头人物的表现更好。

  可以大胆地推测，如果清代女性的经济地位并未如此之高，那么即使文化国策让更多的人投身古礼，更多学者像章学诚这般呼吁妇学复兴，也不会有这么成规模上体系的女性受教育风潮，更不会有这么多的女诗人的。

  经济独立方有人格独立，不可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