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德”当然是君子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会认为立于道者为君子，据于德者为君子，依于仁者为君子，由于义者为君子，立于礼者为君子，乐于智者为君子，主于信者为君子，事于孝悌者为君子，行于廉耻者为君子。然而，正如孟子认为君子的最根本的标准不在“行仁义”，而是在于“由仁义行”一样，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并不只是看他是不是“行道德”，而要看他是不是“由道德行”。所谓“由仁义行”“由道德行”是强调作为人内在之德的光明和固化。

  德是人心的本有属性；德是人情愿的欲望；德是人内心自发的行为。孟子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此“欲”不是任何外在的要求和责任，而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这是一种人的情感生命的发动，这是一种心之理的光明。所以，“由仁义行”“由道德行”强调的是生命情感的发动，心之理的光明，发自内心的愿望、意愿、欲望去行仁行义，去行道德。

  我们要知道，“忠”是从心之“中”“直”“正”的位置，是从心之“尽”“一”的程度，是从心之“至公”“无私”“竭诚”“不欺”三个方面或说层次来呈现其本质属性的。心是大者，此立一切就立。这也就是为什么孟子那么重视“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的原因所在。而能否立其心、存其心、尽其心、养其心则又成为判断是否是君子的根本标准。“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此之谓也。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内在的品格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君子人格，君子品格的问题。君子的忠诚，君子的善良，君子的勇敢，君子的中庸，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忠德”而得到体现的。

  “尽心”“尽己”“诚心”“成己”是解决“内心”的问题。君子所重正是在于对于自己内在品德、品性、品格的培植。“为人”“爱物”“成物”是解决“外行”的问题。君子所重亦是在于要有行动力和实践性。也就是说，以忠为德性的君子，他们的所想所行统统是围绕着如何尽心尽力地为人为物，一心一意地为人为物，至公无私地为人为物，竭诚不欺地为人为物。

  明白这一点，就会懂得孔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忠”的问题，为什么将“忠”作为君子必备的人格、品格来加以强调和升华。翻开《论语》，这样的记载是很多的。《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是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为别人办事是否做到了尽心尽力，一心一意，至公无私，竭诚不欺了？《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主忠信’”是说作为君子为人处事要以忠信为主。《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说孔子所教授的内容有四个：文献，德性，忠心，诚信。《论语·子罕》：“主忠信”，是说以忠信为主。《论语·颜渊》：“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是说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认为要以忠信为主，使自己遵义崇德而行。孔子这里是强调“忠”德的具备是提高道德，辨别迷惑的前提，行使美德要以“忠信”为前提。《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主忠信，行笃敬’”是说子张问怎样做事才行得通，孔子认为，内心要忠诚守信，行为笃厚严肃。提高道德要忠信，做事行动要忠信，这就是忠信在道德动机，道德行为内外两方面的重要性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多次提到“主忠信”的原因以及目的和意义所在。

  孔子对“忠”德的重视以及对“忠”成为君子之德行的强调是要对“忠”德基础性，根本性的内在性与行动性，实践性的外在性之统一性的强化。“在内为德”，这是忠德的内在性要求。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要注重内在的修养的，是要在意内心是否端正，内心是否竭诚。“施之为行”，这是忠德的外在性要求。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要注重外在的实践的，是要在意行为是否“为人”“为物”的。对他人以忠恕，“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顾炎武《日知录》），此之谓也；对家庭以孝慈，悌弟，和顺，“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指君子之道的实行是从最近的家庭关系开始，“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宜乐室家，父母其顺矣乎”）（《中庸》），此之谓也；对国家以守职尽责，安民乐民，“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诗经》），此之谓也；对天下以人文化成，“是故君子笃敬而天下平”（《中庸》），此之谓也；对天地以参赞化育，“唯天下之至诚……知天地之化育”（《中庸》），此之谓也。要之，只有以诚为质的忠才能贯通内外之道。所以，君子主忠信，贵诚信。“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