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

  《天晓1921》付梓，发行全国。细读此书，很为徐剑先生高兴。他的这部《天晓》虽然姗姗来迟，但好书不怕晚，仅就党史的非虚构写作而言，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推陈出新颇为成功的难得文本。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严谨。党史的叙述与书写，看似容易，实则难度很大。难度大不仅仅在于政治性强要求高，还在于作者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伪存真严谨选择做出判断。应该承认，时至今日，党史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阶段，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也大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与体现。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众多的甚至是芜杂的文献材料中审慎取舍，不被云山雾罩所左右，更不能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轻率为文，率尔操觚，甚至闹出各种笑话来。徐剑出身行伍，著作累累，写作经验丰富，而他涉足这一头绪纷乱、卷轶浩繁的党史领域，不惮繁难，为写作《天晓》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文献。这些资料，既有中，更有外；既有政治上得到高度认可者的言说，也有众多亲力亲为者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不怎么光彩者的记录。针对这些问题，徐剑都是认真选择，加以甄别，并不因人废言，也不轻率地以个人为是非而持某种说法。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在场。一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置放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如何引发读者的兴趣？如何摆脱史料的堆砌与当今的隔膜？徐剑处处注意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的关联，他沿着一大代表们的活动轨迹乡梓故土进行的深入采访与寻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就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寻访，特别令人耳目一新。韶山，独秀山，湘江，长江，橘子洲头，江津小城，并非蜻蜓点水的走马观花，而是置身其中，历史与现实不断交错却又让人毫无违和之感。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备受关注，话题性强，自然是书写的重点；但就其他人物，如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徐剑也并非虚晃一枪，一笔带过，草草了事，他也是尽可能地细致深入，抵达这些人物的生命诞生之地，感受体悟，反复思量，元气淋漓，行诸笔端。杨明斋、刘伯垂、李书城，这些在党史上似乎已经被尘封的历史人物也都被徐剑一一脉络清晰地钩沉出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构思。关于建党之初的文本，已经多多，说是汗牛充栋，也并非夸张。如何力避繁庸，不炒剩饭，拾人牙慧，推陈出新，这对写作者是一大考验，也是一种挑战。徐剑选取李达先生的前妻王会悟来叙述建党之初，有着强烈的代入感与真切感。但徐剑又没有被局限在王会悟的叙述之中，他收放自如，云卷云舒，看得出来，就叙述的技巧，他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费了一番思量。维经斯基来华的细节，马林其人的个性特点，杨明斋的身死异域，被许多人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但徐剑没有放过这诸多关键节点，他基本梳理清楚了早起党组织与共产国际最初接触的大致细节。聚焦1921年，徐剑也并没有铺展开来，照单全收，做出详尽的年表，或者如有的写作者从建党之初蔓延到遵义会议，给人以过于枝蔓之感。而聚焦1921年，他也不是就此年的风云激荡弓开拉满月，他删繁就简书写了十天的惊心动魄，十天的风风雨雨。十天与百年，彼此呼应，浑然一体，很见匠心。

  《天晓》的难得，还在于它的语言修辞。历史书写的语言，运用之妙，各有不同。司马迁的写法，鲁讯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但也有人诟病它过于生动、传神，近乎文学创作，有违真实。但过于朴实、简略，甚至是生硬、呆板，又难以兼顾可读性不能传之久远，有断烂朝报之讥。徐剑特别注意语言的修辞，娓娓道来，用辞考究，华丽而不做作，深情而非煽情。即使就参加“一大”的代表究竟为12人还是13人这一历史公案的叙述，也是张弛有度，引人入胜。陈潭秋和董必武都证明与会代表为13人，后李达认为是12人，参会者包惠僧不在其列，苏联提供的档案也记录为12人。但包惠僧写出两篇万言书，陈述自己为正式代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则推论多出一人为陈公博，真可谓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徐剑在众说纷纭中条分缕析，最终采用了包惠僧只是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一说法，他终其一生，“永远是一个局外人”。这样的结论，看似残酷，却也大体符合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