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玄喆

  正如宋明炜在《飞鸟和池鱼》的前言中指出，同鲁迅先生的诸多作品一样，张慧雯的十篇小说中至少有九篇包含“还乡”主题。在她的笔下，形色各异的主角们或是从外国、外地回到家乡，或是从“现在”回到记忆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地点。在外多年的经历早已改变了他们对事物的认知，教会了他们冷眼审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连同那些与自己一起生活过的人。当然，还乡者的心境并非张惠雯唯一的关注重点，对于另一个群体——留乡者的生存状况以及精神世界，她同样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进行描写。在与小说集同名的第一个短篇《飞鸟和池鱼》中，通过构建飞鸟和池鱼的意象，她将小说中的人物身份划分为了两种。一方面，飞鸟成为了还乡者对自我的定义。他们坚信，自己在离开家乡的过程中见识到了更广阔的风景，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不再被故土的一草一木所束缚。与之相对的，池鱼也就成为了留乡者的代名词。在还乡者眼中，那些未离开家乡的人群，终日生活在落后、闭塞的小城镇里，身体与思想都受到环境限制，仿佛是被水池困住的鱼，竭尽全力游动仍无法逃离固定的水域。

  就此看来，飞鸟和池鱼，一如它们所代表的还乡者与留乡者，似乎是两个对立存在的身份，然而实际上，张惠雯想要表达的却是相反的意思。在她讲述的众多故事中，飞鸟和池鱼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甚至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关系。没有一只飞鸟愿意承认自己的本质是池鱼，正如没有一条池鱼忍心放弃成为飞鸟的可能性。

  当飞鸟不得不离开“更好、更广阔的地方”而回到家乡时，虽自嘲着“一切不过是徒劳地转了一个圆圈，最后，起点和重点重叠在一起”，他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现实。还乡者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留乡者之间的距离，对待家乡亦是展现出一副冷漠尖锐的态度，似乎借此方法可以将自己与池鱼区分开来，继而重获离开故乡的希望。在《飞鸟和池鱼》中，家乡的人们都知道“我”是因母亲的精神疾病而回家照料，“我”却将其视作“我”的痛苦、困境和隐私，不希望从他人口中听到，更是拒绝周围亲戚的关心。在《街头小景》中，“我”自比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愤世嫉俗，认为“我”的家乡是染上“残酷、冷漠、愚昧”之病的城镇，在其中生活的百姓不过是抱定着陋习的众生。再到《临渊》之中，即使是面对热情而善良的垂钓老者，“我”依旧做足了伪装，在和他的聊天中虚构了自己的感情经历。就还乡者而言，他们在内心深处对于留乡者绝非漠不关心，可是为了保持自身飞鸟的身份，刻意制造出与池鱼的隔阂便成了一种必要。

  如果说是琐碎的记忆与细微的情感让飞鸟成为了池鱼，那么同样是它让池鱼成为了飞鸟。某种程度上，飞鸟所象征的不只是地理意义上对家乡的远离，更是精神上的超越。相比于还乡者，留乡者的生活更是一种困境。狭小家乡提供给他们的选择少之又少，忍受生活各方面的苦难变成了常态。尽管如此，池鱼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精神层面的追求，身体上的束缚也不会让他们放弃心底怀揣的希望。《飞鸟和池鱼》一篇中的母亲正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的身份更接近池鱼，在文中却和飞鸟的意象频繁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被精神疾病困扰折磨的老人，母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但却能在清醒时仰望天空，敏锐地将云朵的形状联想到飞鸟。除去母亲的幻想之外，“我”也多次将母亲比作了一只瘦小的飞鸟，随时可能离开“我”的身旁。

  诚然，还乡者对于留乡者和家乡的批判是“还乡”小说中亘古不变的主题。但是在此基调之上，张惠雯的文字又夹杂了一份可贵的温情。在张惠雯创作的梦境中，飞鸟与池鱼得以重逢，而那些被他们铭记于心的记忆，不仅给予了他们继续在这世间活下去的希望，更是向万千读者传递了一种看似渺茫实则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