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羽

  我们所能看到的南京城垣，是朱明遗存，与其他古都相比，应该说是留存最为完备、规模最大、绵延范围最广的城垣。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安阳、杭州都不能望其项背。但这样的巨大历史遗存，在600多年前是如何发生的？决策者是怎样考量的？筑城过程有着怎样的曲折？普通的建造者都发生了哪些故事？以前，虽然也有文字涉及，但多为随笔文字、研究文本，或者是一笔带过，或者是语焉不详，很少有集中完整的呈现，而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书写展示明代城垣，聚焦筑城匠人的艰辛不易，恕我孤陋寡闻，在我看到陈正荣先生的《大明城垣》之前，还没有发现过。

  《大明城垣》是一部细述600余载明代城墙沧桑的呕心之作。1368年，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南征北战，朱元璋在南京建都称帝，这也是南京历史上形成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大一统政权。当时的封建帝王，采取多京制也好，双都制也罢，都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历史阶段不能超越。朱元璋设立南京、北京，北京当然是汴京开封，意在掌控中原，据说也有在西安设立都城之设想，当时的北京还是顺天府。《大明城垣》大量涉及到了朱元璋的核心团队在建都选址上的反复纠结艰难决策，尤其是朱元璋在凤阳建设中都的力排众议辰纲独断，耗时费力，酿成中都役作罢工之变，这都是有史可查的历史事件，并不完全是小说家的向壁虚构。

  中都建都不成，朱元璋只能作罢，还为此做了检讨，也算襟怀坦白，这不能说没有刘基的影响，也不能不说是李善长作为具体操作者的一件失误。放弃筑造中都，修筑南京城郭，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朱明一统华夏，大国气象，属国多多，万邦来朝，城池岂能简陋猥琐，令人心生轻蔑之心？但城垣修筑，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牵涉到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当年筑城的包砖制度，就南京城墙建设而言，应该涉及到湖广、江西等5个省152个州县近30万民工，烧造城墙砖数量达3.5亿块，城砖烧制严格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即把参与一块砖烧制者的名字都刻在砖上，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追根溯源进行责任追究，无论是提调官、烧窑匠，还是造砖人，都要承担责任。这样的包砖责任制，是怎样想出来的？实践出真知，朱元璋是经历独特的皇帝，他起自草根，对社会百态人情练达有着深入的了解。逶迤耸立周长近百里的城墙，每一个城砖之上都有着普通劳动者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存在，还有作者说到了“袁水汤汤，窑火旺旺，妹手我手，日月共长”这样的砖铭，如此朴实无华近乎《诗经》上的先民歌咏，穿越650年左右的风风雨雨，如此鲜活地充满温度与情感地呈现在后人面前，这是怎样撼人心魄的文脉记忆。

  城墙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人毕竟不是机器。小说作者贴近这些古代人物，让他们见识了当时皇城根下一国之都的风土人情五行八作，遍览全城大街小巷，堪称一幅风情长卷。作者还不惜笔墨展示了制砖烧窑的种种工艺要求，不同地域的窑匠们聚集到都城后的彼此竞争与交流，生动活泼，摇曳生姿。汤满的爱情故事也是一破三折扣人心弦。史书有载，明代的确有工匠被授予官衔光宗耀祖的实例，如建筑工匠蒯福蒯祥父子，蒯祥最终做过工部侍郎，无锡石匠陆祥也担任过工部侍郎。蒯祥的两个儿子还分别被封为锦衣卫千户与国子监学生。还有扬州工匠徐皋居然做到了工部尚书，他的儿子徐文灿后来也做了指挥使。至于说徐皋父子后来东窗事发，是因为有人指控他们在修缮卢沟桥的时候，贪污工费。《大明城垣》中还专门提到了沈万三，也让沈万三与汤家父子在玄武湖里的太平洲进行了会晤寒暄，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