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信乃诸德之基以及君子之道。“信”与“仁义礼智”四德合而成为“五常”之德。大家知道，将“信”德加在被孟子认为是由“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四心”产生的“仁义礼智”之“四德”之后而成为“五常”那是汉代时期的事。说“信”是诸德之基主要是从前提性来立论的。通俗地说，如果没有了以“诚实不妄”为本质规定的“诚信”为其前提，所有的道德都将会流于虚妄不实的假道德。不诚信的仁是不仁，不诚信的义是假义，不诚信的礼是虚礼，不诚信的智是伪智。换句话说，“信”是对“仁义礼智”四者的真实性的确证，即确证“仁”是“真仁”；“义”是“正义”；“礼”是“实礼”；“智”是“明智”。而根据仁是爱的道理，义是正的道理，礼是敬的道理，智是善的道理来说，如果没有了“诚信”来保证的话，那么，就不会有慈爱，不会有正义，不会有恭敬，不会有良善。可见，作为“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朱熹语）的“信”是其他诸德显示其本质规定、道理以及精神的保证者和确证者。

  1.信与诸德的关系。上述是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来论述“信”德在其中所起的前提性作用，从而显示它的重要性。然我们又知道，在儒家经典中对“信”“诚”或说“诚信”对于其他道德的关系问题也多有论述。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张问的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问题时明确指出要以忠信为主，并加之从义而行。《论语-顔渊》说：“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忠信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辨惑能力的前提和有效途径。并且认为，君子正是用诚信的态度完成所有道德实行的任务的。“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此之谓也。而孟子所言的：“君子不亮，恶乎执？”（《孟子-告子下》）同样是在强调实行和保持所有道德以及行善的前提条件在于“信”，所以如果不诚信，君子就无法实现他的道德节操和理想目标。荀子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就是说，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诚信更好的了，达到诚信就能保障所有事的完满。只要坚守仁爱，奉行道义就行了。诚心地坚守仁爱，仁爱就会表现在行动上，表现在行动上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会化育万物；诚心地奉行道义，做事就会有条理，有条理就明白易知，明白易知就能使人改变。在荀子看来，仁义的坚守和实行唯有依赖于人的诚信之心，有了这些才能化育万物，变化万事。

  《礼记》则通过“君子”之口来表达“信”乃是诸德之基的思想观念。“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礼记-礼器》），在君子看来，甘味可以接受五味的调和，白色可以接受各种颜色。忠信之人才可以学礼，而如果是没有忠信品德的人，礼也就不会真实地影响到他。所以学礼得到忠信品德的人最为可贵。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具有忠信的品德，恰如一张白纸和一剂甘味，其纯粹性决定了它们可以提供创造更加美丽事物的空间，人有了忠信之德，他一定会在执行道德规范时更加能够发挥出该道德的属性及其力量。《礼记》在这里专门突出了“礼”德，认为要学习和实行“礼”，其前提一定要是个忠信之人。要之，守仁，行义，学礼有前提全在于“主信”“至诚”，这既是君子的认知，又是君子的信条。

  从我们对“信”“诚”德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信”“诚”是一个对普遍对象的本质规定德目。它是天道的规律，“诚者，天之道也”，此之谓也；这是圣人的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此之谓也；它是儒者的护具，“儒有忠信以为甲胄”，此之谓也；它是朋友的信条，“朋友信之”“朋友有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此之谓也；它是人民站立的根基，“民无信不立”，此之谓也；它是人的必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此之谓也；它是行事的原则，“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此之谓也；它是尊道贵德的总纲，“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此之谓也。而所有上述对象的本质规定，最后又都集中到君子身上矣。于是，诚信最终成为君子内在的本质规定，外在的行动准则。总之，“信”成为了君子所崇拜和奉行的大道。“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此之谓也。唯其如此，诚信才能成为君子之所主者，所守者，所行者，所贵者。“君子主忠信”，此之谓也；“君子以诚为贵”，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