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作家石一枫又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三个“北漂”青年于生存困境和道德理想角逐中的人性反思。作为地道的北京人，近年来石一枫对于都市北京的变化的整体观感逐渐由城市空间转向游动于城里的人，尤其在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作家更以“他者”的眼光来探视世人眼里所谓的“新北京人”，将城市边缘人作为表现新的对象，感受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以及精神领地的微妙变化，体会他们在城市打拼灰色的日常，竭力再现边缘人在残缺的社会关系中的种种不堪及遭遇。

  小说中以王亚丽为代表的“北漂”生活在极为狭小的空间里，“车声人声、烟味油味破墙而入，充满了这间十平米不到的一楼小北屋。每隔约莫三分钟，最多五分钟，当脚下有列地铁轰鸣而过……磨得过分光滑但又总显得污浊的水泥地面也跟着震颤起来，铸铁窗框嘎嘎作响。”再加上日复一日、毫无自我的上下班日常，成天拖着疲惫的躯体也不曾觉得自己哪一刻属于过北京这座城。王亚丽、岳晓芬、郭立城都是在北京城里奋力打拼的外乡青年，他们经历着家庭或个人的不幸以及不断被生活摧残着，彼此体验着“北漂”的辛酸与不易。深处社会底层的流动的人群，一直面临着生存条件难以保障、缺乏身份认同感、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各种残缺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使他们陷入“有的时候，脚踏实地的行动比虚无缥缈的幻想还要荒唐”的精神困境当中。现实中的生存境况诱使的更是现代性维度下的现世焦虑和生存反思，生活的微创面虽只涉及个体，但串联起来便指向更为宏大的人类的境况。

  在创作中，石一枫始终保持着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引领人们走进精神领地去一探生存与道德角逐中的复杂人性。对现实与理想博弈中的“善”的坚守，可以说是为数众多的、犹如王亚丽这般的“玫瑰”带给麦子店的温存与人情。从小缺少亲情呵护的王亚丽，无论亲生父母如何贬低她、压榨她，她也只是以善相对：或而选择隐忍、或而选择逃离。尤其身处异乡的王亚丽，“亲人”二字不仅让她为所谓的男友郭立城倾其所有，还常常陷入在“团契”里蹭饭、购买特价面包、被追款人威胁等极度悲苦的艰难处境。她坦言自己精神不够高尚，或隐忍，或自卑，但其日常行为仍表露出善良，即便身体受到伤害，仍靠自己的劳动解决温饱。相比之下，在生存和道德的激烈角逐中的岳晓芬，却“晚节不保”、丢失了她一直以来坚守的精神高地——只因心中还尚存一丝良知，于是她将真相告知于王亚丽。

  在长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作家试图为漂泊者创造一个看似合理、也可共享的理想空间——“团契”组织，“团契”组织无疑成为寻找自我认同感的人们享有的沟通空间，但同样也是揭示人性的载体。岳晓芬虽与王亚丽以“姐妹”相称，却私自挪用别人的钱，岳晓芬示弱、忏悔后得到了王亚丽的谅解。即使王亚丽的善解人意总在母亲、恋人、朋友那里被无情地碾压，但她依旧对生活充满善意。至于物质层面上的桎梏我们理清了其潜在的道德危机：郭立城挪用了客户的押金以及入室抢劫都难逃法律制裁，岳晓芬挪用郭立城的“启动资金”违背自己的道德标准难逃心灵谴责。在生存与金钱的面前，他们俩显得尤为卑微和自私，同时让我们洞悉这个物欲纵横的时代下青年人缺失的阵地，向人的灵魂深处的叩问。

  学者孟繁华就曾指出，“作家记录时代生活，同时也必须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情感和立场，并且有责任用文学的方式面对和回答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特别是青年的精神难题。”换言之，石一枫通过对《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王亚丽、岳晓芬、郭立城三人坚守中有所舍弃的现实生活、精神困境的细致刻画，再现出时下年轻人在理想和精神道德面前的彷徨和挣扎。石一枫以犀利的眼光关注了更为“真实”的漂泊者的心理历程，正是他与时代、与他者对话的深刻表现。张凡 袁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