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读过王笛的《消失的古城 : 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顿时对这种微观史研究充满了兴趣，于是回过头来又追了他的《袍哥 : 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街头文化 :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等作品，越来越觉得像是走进了历史的另一扇门：读者除了从中看到历史的血雨腥风，更多的则是街头巷尾那满满的烟火气。许多时候，字里行间看不到上层建筑的运筹帷幄与力挽狂澜，有的只是平民百姓的鸡零狗碎。许多内容也算不得高大上，但这些历史接地气，读来倍感亲近。

  这本书，就像是王笛对过往研究方法的一次旁白。全书11篇文章涵盖了数字统计分析、街头文化、茶馆工作人员、竹枝词、节日庆典、诗歌、图像和语言研究、袍哥、田野调查等诸多方面，反映了王笛从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方法的回归，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同许多初涉者一样，王笛一开始是从“就近取材”开始的。他从关注成都的历史出发，再延伸到整个“川省”，再到长江中上游，再到美国华人社会。当然，他的作品中仍以成都题材居多，所以他才有“最懂成都的人”之誉。

  王笛开始时对数字特别敏感后又痴迷。通过对多种湮没于历史数据的反复分析，他琢磨出有清一代，由于战争抛荒外，“田亩隐匿以逃赋税”的现象可能影响川省人口数据的真实性。王笛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从精英转向民众”，深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之后，他便一头扎进微观史世界，于是读者有幸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英雄或者精英之外的小人物的历史”。

  微观史也是历史的一扇窗户。王笛相信，透过微观史研究，可以“从细节之中发现我们所关注的大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比比皆是。如他对成都茶馆的研究发现，抗战时期，虽然经济萧条，但成都茶馆无论是经营数量还是从业人员数量都反向走高。究其原因，当在于因战争影响，大量中东部难民迁入了成都。

  王笛笔下的茶馆，就是典型的微缩社会。三教九流在这里会聚，做大生意的在这里协商，卖水烟袋、手工匠、擦鞋、修脚、掏耳朵、理发、算命等诸多街头经营者也扎堆营生。在信息欠发达时代，茶馆扮演了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角色。王笛发现，对于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对茶馆的所作所为是事与愿违的，“当他们向下层民众启蒙之时，当他们大谈‘文明’‘进化’‘忠爱’‘国家’以及‘世界’等概念时，实际上已把街头文化引入了街头政治”。事实上也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精英群体均能捏在手心，如竹枝词中虽然不乏精英身影，但更多的反映了中下阶层的生活。

  不同于二战时期，因劳动力紧缺，女性得以大范围进入社会劳动现象，成都女性从业者在茶馆的出现，不像是受劳动力紧缺的外因影响，王笛认为更像是女性家庭生活困顿的内因。一方面，女茶房吸引社会的眼球，另一方面，社会传统影响依旧深远，如“当女茶房遭到地痞流氓的时候，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怪罪于她们”。梳理这样的零碎细节，非深入并潜心阅读民间史料所难及。

  王笛对历史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者和呈现者，他对于自己历史思考者的身份当仁不让。为此，他特地否认了个别评论者关于他让史料自己说话的表述。王笛认为微观史并非史学研究的终点，而是折射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他对袍哥雷明远的分析独到而又富有社会气息。他将这一人物个体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下，透过这一边缘人物，反窥整个类似边缘人物群体，从而折射整个历史轨迹。

  礼失求于野，史实求于微观，历史是所有微观史汇聚的涛涛大河。跟随王笛步步深入的研究脚步，就像是一次次抵近历史上一个个具象的人或物，如从关于袍哥雷明远的文字中，读者分明看到了一位落幕枭雄的无奈与悲凉。如果说宏大历史是骨架，那微观史就是血和肉。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