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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4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3 上一篇  下一篇 4 >>返回首页
梧桐秋深

  □南京 府建明

  送走最后两位同学,已是深夜十时许。宁海路与北京西路交叉口的灯光依旧明亮,过往的行人却已稀少。他们行色匆匆,是离家远行呢,还是急着回家,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有随风飘落的梧桐叶让我感到秋的到来,这是真切的。

  秋映入心,总是不免有愁的情绪,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心随境转”罢。是故当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互道珍重而散去,相握的手心尚留着余温,我的内心不免有些落寞……总之,一时是百感交集。

  再过几天,也就是10月18日,是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了。筹划系庆的老师曾给我来电,让我写点回忆的文字。我一时欣然答应,但因杂事缠身,竟然没顾上。现时想起来,觉得兹事甚大,母系百年华诞,于我们每位学子是十分荣耀的,虽我本人了无成就可报,但略记往事而志喜是应该的。所以我索性藉此冷寂的时光,步行回家,让自己的思绪如秋叶一样随意纷飞。

  我是1980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的,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四批大学生。我报考南大哲学系的因缘,是偶尔听说南大有两位名字中带“明”的人物十分了得,一位是校长匡亚明,一位是哲学系老师胡福明。而我的名字中正好也有一个“明”,所以瞬时对南大哲学系有种特殊的亲切感,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将其作为第一志愿。

  入得南大哲学系,通过四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感到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来自全国各地的43位同学,以不同年龄的成熟或青涩,操着带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话,互相砥砺,让青春激出本有的火花。而老师们从学习到生活的种种关怀,真正让我们学以成人,为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基础。虽然我班最终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并不多,但大家都从“哲学”一门里获得了智慧,并用于工作与生活之中。

  南大现在的校训是“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据说前四字是其前身——东南大学的校训,后四字是蒋树森先生任校长时加上去的。我们那时尚无校训一说,但从老师的身体力行和校园文化中,能够切实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风气,这在南大就是创新、开放、包容、严谨的风气。这种风气至少对我们那一代的南大学子是有巨大影响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南大是最早推行学分制的,有必修和选修两类,这给了学生根据兴趣拓展知识极大的自由度。我自己就选修了法学、政治学、世界历史、辩证逻辑、世界语、红楼梦专题、音乐欣赏、美术鉴赏等课程。有的同学对科学哲学感兴趣,故而选修了不少与理科相关的课程。还有一位同学甚至还选修了与哲学专业看似极不相干的机械制图,而且学得极为专注,后来才知他是对计量经济学感兴趣,是为将来制作模型做准备。我佩服他的前瞻性,也开始相信世上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开放和包容,我一直认为是现代大学的精神所在,这才能“学以成人”,也才能“开成创新”。在这一点上,北大由于蔡元培创“兼容并包”之旨,似乎一直得领风气。而在我们上大学时,坦率地讲,南大此方面的风气是一点不弱于北大的,要不然不会出胡福明老师,甚至不会有孙叔平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稿》,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术公案,于此不论。至于在学生中间,理科生蹭文科的课,文科生抢听理科的讲座,在南大是一种常态。我本人就挤抢过数学家杨乐的讲座,尽管对其专业懵懵懂懂,但知道还有别样的世界和领域,颇开了眼界。

  那时候,老师的教学是甚为精心的。在我的印象中,系里除了孙叔平先生因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而没有开课外,其他老师悉数为我们本科生上过讲台。一些已在学界负有盛名的教授带头讲,中年骨干教师以及刚毕业的青年教师跟着讲。往往一门课由多个老师讲,大有比学赶超的意思,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老师讲课的风格当然是各异的,因而有的课人满为患,有的课甚为寥落。但再寥落的课,老师也没有点名的习惯,这就是当时南大的风气。我记得有一门课,最后只留下三位学生,而我是其中之一,且有逃无可逃之感,但那位老师还是讲得极为认真,大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之慨。

  当然,自由与严谨也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一所大学的两翼。南大的严谨和科学精神是自来有之,可追溯至其前身中央大学所创的“科学社”,说其是南大的标识也不为过。现在时常听说南大比较“低调”,其意有褒有贬。褒者谓其学风踏实,不事张扬;贬者谓其不擅争先,缺少宣传。我是始终从褒义角度看待这种“低调”的,可以说我自己也受此种“低调”风气的影响。我一直认为,大学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学术体现在对知识和真理的求索上,秉持的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它不需要也不必要像卖糖葫芦那样高声叫卖。如果放在一个百年甚或更长的时段看,那么老校长李瑞清先生所说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恰是深得高等教育之三昧的。

  由此再说回到我们的母系——南大哲学系,算得上百年沧桑。其有大师辈出的时代,亦有撤并沉寂的时期,改革开放后重现荣光,现在则继往而开来,这是令每个系友感到高兴的。如果说母校像家的话,系里则像寝室,它更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精神乐园。所以我本人本科毕业后,曾经常回学校回系里。更因着这份情结,我再次师从赖永海教授读了博士学位,藉以重拾青春时光。而由于我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与系里不少老师多有接触,并有幸为他们的成果安排出版。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优秀的出版人在出版尺度上是不应有偏私的,但人总是有情感,看着母系成果迭出、影响不断扩大,心里还是窃窃自喜。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罢。

  古语有“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之投身南哲大门既非失足,故而无恨;学有四载,唯有感恩。所以在这次我班入学40周年之际,有同学要我写几句,我就随写小诗一首:“天开教泽于钟山,南雍重筑读书台;同窗四载相与嬉,再逢笑问尔是谁?”

  ……

  想着这些,原本略感凉意的身体,最终却渐生出暖意来,而双脚已不知不觉到了家门口。

  家里的灯还亮着。我想,百年南哲的思想之灯将会是更亮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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