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王慧骐

  看完陈可辛导演的新片《夺冠》，久久不能平静。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以近乎玩命的精神险胜日本而夺得世界冠军。影片再现了这段令我们这辈人血脉贲张的历史，再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一种真实的心理。

  是的，时间倒回到1981年，那时候的我们就是这样，从穿着到思想，都很朴素甚至守旧；心地也单纯，单纯如一张不染色的纸。几十个人围在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旁，屏住呼吸，跟随郎平、孙晋芳、陈招娣她们一起跳跃、拦网、扣杀。她们倒地失球，我们为之叹息；她们得分相互击掌，我们也跟着一起快乐、欢呼，甚至流泪……包括那些敲锣打鼓上街庆祝的镜头也都是一样一样的，真真切切。当时的人看起来很土，甚或有点木头木脑，但心却是滚烫的，所有脸上的表情都鱼一般活泛生动。不装，不会装。

  回想1981年，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了，在一个县里干共青团的工作。经常下乡和乡村年轻的团干部一块劳动，也一块歌唱。从县城到某一个僻远的乡，乘农用公交要好几个钟头，路不好，屁股会颠得发麻。但那时候人年轻，不觉得累。团干部里交了不少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悄悄话都愿意跟我说。不久前遇到一位当年的老团干，说起有一次我们在市里办培训班，休息日举行拔河比赛。县与县比，我当时带队的团干们拔得十分卖劲，好像还拿了第一名。这事他不说我都忘了。当年那些乡村团干也都跟郎平、孙晋芳差不多的年纪，凑在一起总叽叽喳喳的，田野里、场头上，青年突击队的旗子呼啦啦地飘着，每个人的怀里都像揣着火呢。

  那一段让人忆起便心潮澎湃的历史，已经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定格。

  显然，影片《夺冠》不光是为了引发一批老人的集体怀旧。它通过中国女排的代表人物郎平自身的成长和对体育精神领悟的不断蜕变，引申出一个更为开阔也更贴近新的时代的审美命题——运动员打比赛争冠军并非生活的全部，充分地享受体育运动本身，或许才是更重要的。

  但影片之于我，之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可能更多获得的还是一种重返青春的感动，和再也回不去的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