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行为方式是指人在与诸多不同对象的相处过程所表现出的行为手段、形式和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来说，人要与“天命”“天地”“亲人”“君王”“大人”“人民”“邻里”“朋友”“国人”以及由圣人文人创造的文化、学说、思想等构成关系。所谓的“国人”是指陌生人。《大学》说的“与国人交止于信”正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相要归止于诚信。曾子让人参省的三件事包括了他人，朋友和圣人之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此之谓也。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四为说”，亦称“横渠四句”，就涉及到了“天地”“人民”“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之谓也。而所有这些人与对象形成的关系及其行为方式全由“礼”来加以统摄。“礼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语），此之谓也。有道有德有才有艺的君子则是“礼”的最好的践履者。君子处人做事没有一件是不合乎礼的。“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礼记-仲尼燕居》），此之谓也。而履于礼的君子是按照什么样的具体精神来实施的呢？答案是——“敬”。《左传-僖公十一年》说：“不敬则礼不行”，郑玄说：“礼主于敬”。《荀子-君道》说：“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礼记-曲礼》说：“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一句话，“君子无不敬也”（《礼记-哀公问》）。对于君子之义在于敬，从总体上论述最为清晰的当推孔子。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请教何为君子问题时，给出了定义性的答案：在孔子看来，能够按照敬去修养自身的人就叫做君子。“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问》），此之谓也。孔子又认为，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除了自身做到“居恭执敬”以外，还需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同上）。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了“敬己”“安人”“安百姓”多层次人与人相处的行为方式问题。

  《说文解字》说：“敬，肃也”，《释名》说：“敬，警也，恒自肃警也”，《玉篇》说：“恭也，慎也”，《广韵》说：“恭也。肃也。慎也”。

  可见，敬字在肃之肃敬，恭之恭敬，慎之慎敬等义上获得了它的本旨要归。要之，肃敬、恭敬、慎敬构成了“敬”的内涵及其意义。

  而与肃敬、恭敬、慎敬相背的一切行为方式就被称为“不敬”。与肃敬相背的不敬包括轻佻、狎侮、嬉笑，即包括一切不庄重、不严肃的行为；与恭敬相背的不敬包括傲慢、怠慢、轻慢，即包括一切不谦逊、不重视的行为；与慎敬相背的不敬包括苟且、懒惰、懈怠，即包括一切不戒惧、不畏惧的行为。轻佻随便的不在意，随性散慢的不谨慎，苟且马虎的不精心构成了不敬的内涵。不懈怠即是敬，“敬，不懈于位也”，此之谓也；憜怠即是不敬。“憜，不敬也”，此之谓也。正面的敬与反面的不敬如用一句话来表示，正是《礼记》开篇的第一句“毋不敬”。

  在孔子看来，给人以庄重感是君子应该具备的气质。“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是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不会有威严，学了东西也不会牢固。《论语-公冶长》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认为子产在四个方面具备了君子之道：第一，他自己的行为庄重恭肃；第二，他事奉君王恭敬忠诚；第三，他施予恩惠来养护人民；第四，他用道义来管理人民。

  孔子的两位弟子也对君子的有关庄敬的风度问题进行了论述。一位是曾参。《论语-泰伯》记载：“曾子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意思是说，君子所重视的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使自己容貌严肃，如此就可远离粗暴懈怠；第二，使自己神色庄重，如此就可近于真诚可信；第三，使自己言辞和顺，如此就可远离鄙俗无理。这里对君子的仪表、举止、言辞提出的明确的要求，具体要做到仪表堂堂，神色端庄，言辞正当。也就是说，容貌之动在于严肃，神色之正在于庄重，言辞之出在于文雅。这样的行为方式就叫做君子风度。另一位是子夏。《论语-子张》记载：“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说，君子有三个变化的形象：远远望去庄重威严，与他接近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义正词严。在子夏看来，庄严而又不失温文，词严而又不失尔雅。要之，庄重威严，温文尔雅，义正词严乃君子之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