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昆曲主要是指，本世纪初以来以柯军为首的昆曲演员创作的一系列具有实验性的昆曲改编和演出。它们既迥异于传统昆曲，也不同于新编昆曲，而通常是对传统昆曲折子戏的移植和化用，在表演形态上与西方当代的后现代剧场有不少类似的特点，因而难怪也有人称之为“后昆曲剧场”。它最主要的特点包括：在主题内容上，着重表达演员个人对于历史、现实、艺术与人生等问题的认识和反思；在表演风格上，一方面保留了昆曲唱、念、做、打的程式，但同时做了明显的修正和突破，尤其是演员的素颜演出，放弃了昆曲传统的化妆；在舞台装置上，突破戏曲传统的“一桌二椅”布局，大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包括灯光、影像、音乐和声音等。先锋昆曲，借用柯军的话说，是保留最传统的，探索最先锋的。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理念下，先锋昆曲的实践给观众带来巨大震撼和强大冲击力，也改变昆曲演员自己对于昆曲艺术到底能否加以革新以及是否存在一定边界的疑问。

  先锋昆曲致力于表演艺术上的创新，体现了昆曲人直面当下社会现实、胸怀世界的追求与情怀。首先，它以一种新的表演方式探索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通常，戏曲在日常语汇中被称作“传统戏”“旧戏”，似乎戏曲就是关于古代的，与现代人的生活体验无关。其实，戏曲的主题很多是关于普遍人性的，比如昆曲《邯郸梦》揭示了人的欲望、人生的坎坷与命运的无常等。先锋昆曲“汤莎会”《邯郸梦》通过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拼贴和杂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了东西方共有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体验，加深了中英或者中西之间跨文化的理解和沟通。其次，先锋昆曲有助于重新思考戏曲表演与观众的关系。先锋昆曲强调观演互动，有时甚至超越一般的欣赏层面，启发和刺激观众在观看中有所反思和批评，产生类似布莱希特提倡的戏剧“陌生化”效果。最后，先锋昆曲往往能够提出一些尖锐的个人、时代与社会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能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参与我们时代精神特质的建构。先锋昆曲的一个功能就是重塑戏曲参与“公共空间”的话语建构与问题讨论的作用，为未来进一步探索戏曲的出路积累经验并提供有益借鉴。

  在戏剧理论界，先锋昆曲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我觉得，深化先锋昆曲的研究需要抓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演员的主体性。昆曲演员的身份是多重的，但是在传统戏曲的包裹下，通常他的个体身份是隐藏的。但是柯军以及他周围的昆曲演员提出了自我表达的问题，希望能够针对现实或者历史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观众对话交流，这涉及演员从事先锋昆曲的创作动机。其次，创作思想上的批判性。先锋昆曲关注当下问题，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再现，同时又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始终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评态度，参与当代社会话语建构，这激发了导演和演员从事先锋昆曲的创作激情。第三，演出的跨媒介性。先锋昆曲在表演的过程中不仅有不同艺术形式的交织，还常常运用多媒体、音乐、灯光等技术手段，这表明了先锋昆曲在艺术形式和表演手法上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以上三者是相互联系、密切关联的，它们在具体的作品中往往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艺术形态。

  作为先锋昆曲的代表性人物，柯军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昆曲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面向未来和国际的戏剧思想者。作为昆曲艺术的当代主要传承人，他一直在思考昆曲的命运，昆曲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昆曲未来的发展道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先锋昆曲的实验中，为昆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从事舞台创作之余，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宣传和解释先锋昆曲的创作过程和理念，整理出版先锋昆曲的大量材料，比如《说戏》《一桌二椅》，还有最近出版的《素昆》。柯军为提倡与推广先锋昆曲以及类似的戏曲创新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先锋昆曲的创新实践不仅仅事关昆曲，也关系到戏曲的未来。先锋昆曲是中国当代戏曲改革的先行者、探索者和领导者，它为思考当代中国的实验戏曲提供了一个实践参照与认识架构。更进一步说，中国戏曲在先锋实践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也有利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传统戏剧的传承和发展。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一大批西方的戏剧导演，比如格洛托夫斯基、巴尔巴、布鲁克、威尔逊、谢克纳等人，大量借鉴和利用西方之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戏剧传统，增强了西方戏剧的活力，推动了西方戏剧在实践与理论上的创新，但是也受到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批判。比如印度学者巴鲁卡曾批评布鲁克根据印度民族史诗改编的《摩诃婆罗多》是一个文化剥削，同时提出印度戏剧需要通过自身的融合与创新，来为世界戏剧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在这个意思上，先锋昆曲也是世界戏剧的一个重要命题，必将引起国际戏剧实践与理论界的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何成洲

  （作者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