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更当其所为的君子之义。“义”是裁决、截断事情是否“合宜”的尺子或说标准。在“当其所为”前再一个“更”字，变成了“更当其所为”，这是在表明“义者，宜也”实际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同时也表明人之为人的更为本质的属性及其可贵之处。换句话说，懂得“更应当做什么”乃是人高于或说超然于宇宙间任何一种存在的最可贵的本质属性。所以，“更当其所为”就必然成为君子所践行的更具有超然性的品格。孔子的“君子义以为质”“以义为上”（《论语-卫灵公》）之论，孟子的“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之论，荀子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之论无不是在突出人的这一高贵本质。这一“故最为天下贵也”（同上）的本质及其品格正是体现了人是具有知道和懂得更应当做什么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能力”还不是体现在我们前面对“义”所概括出的种种内容之中，它不是指应当行仁爱意义的“义”、应当行礼敬意义上的“义”、应当行诚信意义上的“义”，也不是指诸多不应当行的“义”，而是指体现在对某些超然性存在的追求之上。这种对超然性的追求又被儒家定义为“大义”。所谓“大义”当然是指那些更具有普遍意义和绝对神圣意义的存在或说事情，所以它绝对不可以被称为“小补”的，诚如孟子所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哉？”（《孟子-尽心上》）君子所实施的教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与天地同运并行，这种神妙的功用怎么也不可以被说成是小小的补益。实践着这一“大补”“大义”的主体者，在儒家那里就被称为“士人”“大人”“志士”和“君子”。

  超越性的追求要站在更高的地方才能实现，而对于“志于道”的君子更是如此。孟子的“不成章不达”，即不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通达的思想，正是要表达君子当有更高的超越性追求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盛赞孔子的登高而望远的方法。“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这种“通达”乃是与“天地同流”的啊！所以，不可不谓之“大义”者也！

  孟子指出：“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孟子所谓的“大人”之事当包括“士”和“君子”的“尚志”“志于道”的超然性追求的“高尚志行”。正因为如此，君子更所尚的、更所贵的乃是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更神圣的“大义”。这是一种为了救他人而牺牲，为了国家民族而献身，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捐躯，为了理想信仰而舍身的“大义”。

  对于一个生物来说，没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了。然而，对于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生物”来说，他们更能自觉到还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存在。为了成全和实现“它”，人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这一理念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地方。所有这些不但不是表示儒家不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相反，儒家非常明确地承认，“生”乃是人之欲也。只是在儒家看来，人是有本存的更加贵重的东西存在，那就是“义”。孟子为我们留下了且已传承千年并已铸造成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舍生取义”与孔子的“杀身成仁”一起成为那些为了民族国家“大义”而献身的人所遵循的价值选择。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是这一价值选择的实践者，他的言行不知感动和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他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行义到极点，也即达到仁的极至，而成仁取义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如果实现它们，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此也就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圣贤，无愧于他人，无愧于自己的天良。

  人生做到“仰俯而无愧”正是孟子认为君子所具有的人生的“三乐”之一。孟子说：“君子有三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孟子-尽心上》）。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这就叫“节操”。所以儒家另一位人物荀子才说：“节者，死生此者也”（《荀子-君子》），作为实践“更当其所为”的君子虽然害怕患祸却甘愿为正义而死，“君子……畏患而不避义死”（《荀子-不苟》），此之谓也。

  总之，“义”有人应当做什么之含义，亦有人更应当做什么之含义，君子正是在这一多层次“行事之宜”中反映出他们的高贵品格和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