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下江南是清朝统治者仰慕汉人文化，拉拢江南士人，期望获得江南士人认可，且带有游山玩水之嫌的行为。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中则认为，这是清帝国在江南进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反映出帝国核心区域与江南既充满张力又互相博弈的微妙联系。10月中旬，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与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在南京先锋虫子书店就《马背上的朝廷》展开对谈。

  刘东：满族领袖为抵制“弱化”，设计了许多特殊制度

  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就何柄棣与清史研究中提出的“汉化”之说，进行了争议或颠覆。可实际上，至少是根据我的阅读体会，何柄棣原是想要提供一种事实，即使也存在着一般中国人的判定，却绝没有那么明显的派系倾向。

  如果把视界放回百年以前，那么，所有有资格在前几年的《康雍乾艺术大展》上摆出的物件，当年都被看成跟着走向堕落的起因。

  再联系到伊佩霞的那本《宋徽宗》，更加使我们油然想到，至少在宋以后的历史中，“汉化”总是被无情地视作“弱化”。从辽、金、元，到满清，正因为汉族总是逃脱不掉被马背民族践踏的命运。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只有马背上的民族才最生猛，也只有坚持马背上的生活，才能保持那种原始的血性。

  也正因为这样，当金世宗闻听本族弟子也习唱汉曲时，他就不禁为之落泪，想到了自己民族的堕落下场。同样的，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也无意间触及了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些原本来自关中集团的势力，一旦到了江南，也就同时变得马放南山，而屡战屡北了。

  同样的，作为明朝的遗民，顾炎武也在批判恰是由这些玩好之物所代表的奢靡之风，由此带来了天崩地裂的国仇家恨。我们从柯律格《长物》一书的第146页，同样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

  也正因为这个教训，满族领袖在冒险入关以后，也在强烈地抵制由“汉化”带来的“弱化”，并为此设计了很多特殊的制度和手段。

  范金民：这本书在大的理论框架下写下江南

  我们知道乾隆六下江南，无论是从做法还是次数，都是效仿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先六次南巡，到乾隆第六次南巡正好是100年。康熙第一次南巡是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是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正好100年。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1680到1785，它是取其大数，实际上不是指康乾南巡的这个期间。看它内容的话，康熙南巡没有讲，基本就是讲乾隆六次南巡。

  清朝是家长官僚制和民族王朝制，它实际上有两个途径，更重点是王朝民族这种体制。所谓的民族王朝体制，民族显然是指满族少数民族，王朝就是指原来中国长期的传统体制，其实清朝就是满族建立起来的。张勉治先生在前言和第一章里面提到他做了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把乾隆下江南背后的根源，这种复杂的繁复的背景找出来。他认为他做到了。第二点他是要探讨和继续展示乾隆所经过的地方，江南民众的社会舆论和反映评价怎么样？他认为都做到了。所以本书有很多基本的重要的观点。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乾隆六次南巡是民族王朝这种体制的一个最好的反映，本书是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这跟我们现在中国学者传统的写法有点不一样。他没有依次地或是具体地来介绍、来探讨下江南的过程、基本内容、社会影响、后果，而是在大的理论框架下面通过各种材料，特别是乾隆自己的评论来写乾隆的南巡。

  这本书第三个特点是内容做得非常精细。比如说乾隆六次下江南的队伍，它怎么分布的，我们以前都不太注意，他都把它列出来了，争取复原。还有下江南的费用包括哪几类，最后花了多少钱，他又做出了估计，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等等，有的方面算得非常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做得非常规范。你根据他出的注释可以马上查到，而且他提交的材料方面非常细，这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