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林琪访问梁先生的时间甚早，但直至三十多年后，他才将访谈记录整理成文字稿件，命名为《至道无馀蕴矣》公开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其时先后有两位美国学者越洋访问了梁漱溟先生——其中一位是艾恺，他于1980年8月访问梁先生，其后将访谈记录整理成一部《这个世界会好吗》行之于世；另一位是林琪，他于1980年6月至7月间访问梁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海外学者访问梁先生的第一人。不过，虽然林琪访问梁先生的时间甚早，但直至三十多年后，他才将访谈记录整理成文字稿件，并命名为《至道无馀蕴矣》予以公开出版。正是通过这部访谈录，我们得以了解诸多当时访问梁先生的细节，感受到现场的氛围，进而透过“生活中的梁漱溟”，对“思想中的梁漱溟”和“文本中的梁漱溟”，有一个更加直观和更加感性的认识。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梁先生本人而言，他既是近现代中国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见证者，也是近现代中国半个多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就梁先生的读者而言，梁先生的著作既是他们理解东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梁先生的人格魅力，则尤其让他们赞叹不已、心向往之。梁先生一生以耿介不阿、坚韧无畏闻名于世，他始终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信仰。梁先生一生主要追求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另一个是中国问题，中国究竟应该往何处去。针对前者，他重点考虑的是在现代情况下，如何将个人行为与社会和历史联系起来；针对后者，他重点考虑的是如何从基层入手，从物质和文化层面上改进农村，然后改进城市，进而改变中国。当然，因为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梁先生的设想大多还停留于设想的层面上，但蕴藏在梁先生身上的中国文化精神，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持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林琪访问梁先生，主要围绕着“乡村建设、佛家、儒家”三个话题逐渐展开。梁先生早年致力于乡村建设，他认为传统的中国乡村缺少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要改变中国乡村，提纲挈领，就是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让他们向上、学好、求进步。梁先生以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方式，分别谈及佛家与儒家、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他认为儒家的立足点是人，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人的思想、人的生活，说来说去总会归结到人身上。佛家却相反，佛家的立足点远远高于人，总是脱离人来说话，最后也不会归结到人身上。儒家讲现世，佛家讲来世，但在修养方面，两者却殊途同归，同样提倡生命的向上与提高，从而达到一种活泼自如的人生境界。对于西方文明，梁先生认为其长处首先在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东方文明只是另有追求——如果说西方文明关注的是人与物的问题，东方文明关注的则是人与人的问题，而后者才是未来世界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

  梁先生身上有着太多的书生意气，从访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随声附和、为权贵折腰，他对自己认定的东西会有一种执着的坚持，有时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梁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历尽曲折，他曾经多次受到批判，却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曾经与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军人和文化人打交道，对他们均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尽管梁先生的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多能读到，但他的所见所闻、特殊境遇，通过他本人亲口说出来，还是显得另有一番意味。

  所谓“至道无馀蕴矣”，取自明代学者王东崖说过的一段话：“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馀蕴矣。”意思是指，最高深的哲理就蕴涵在“鸟啼花落，山峙川流”这些自然的变化中，人类只需顺应自然的变化，就能领悟最高的生命哲理——这是梁先生个人的理想，也未尝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