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的香港故事，抛开大制作，她从细微处经营，就一个人、就一个时刻、就一段感情

  今年4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与评论国际研讨会”上，周洁茹作了“‘7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观”的大会演讲，她叙述了在日本四国香川县度过的一个夏天假期，她强调，她不是去旅游，她是去住的。这个《在香港》故事，实际却触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即文学创作与城市行走之间的关系。“住”是她提出一个关键词。“住，这个字，意味着什么都没干，没有海滩，没有游泳衣和太阳眼镜，没有修过的美女照片和美食照发朋友圈，住，就是生活。”（周洁茹《在香港》）因此，我认为理解周洁茹都市小说的准确途径有两条：一是“去”往城市；二是“住”在“城市”。

  一座城市是需要“住”下后才能完全认识的。对于城市书写，创作者和接受者其实都有先验性判断，即必然存在从外部进入内部的障碍，“融入”就是突破困难的历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作与研究都围绕“漫游者”或“闯入者”。转眼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在都市间的迁徙，实质是自然的过渡。故乡以外都是他乡，各个“他乡”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周洁茹一贯的创作理念是，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们都是要去“住”的，她的文学披露“住”的状态，与居住者的个性及行为无关。因而从这个视角出发，我认为，无论在美国纽约还是中国香港，她并无“过客”心态。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洁茹一直是都市写作的坚守者，她不去预设“外来者”身份，抵达的同时就逐步接受。由此，我们再反观她的“到哪里去”系列，主人公是“我”及“我”身边的朋友，大家来去自由，对每个城市的感受都融化于“住”。“你对某个地方产生的情感，不过是因为那些与你有关的事情，那些你对你自己的回忆。”（《岛上蔷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版）居住香港已十年，她对这座城市的熟悉和感情皆由“住”生发、由“住”蓄势；她的香港书写意义皆由“住”激发、由“住”深入。

  香港书写是写香港还是写在香港的人？周洁茹的创作策略不是专注民情风俗、地理人文，而是记录能先引发她动容的小人物或小事件。写作只关注在香港生活的人，不刻意渲染其身份，我并不觉得她的小说存在从外在“他者”介入的某种审视、批判或者反思，而更主要是“在场”絮语。都市小说常常将城市规划为一张思维导图，典型人物是节点，由他们向与其相关的人物扩散，这些人共同组建社区，再由社区构建城市。周洁茹的“香港”故事，首先就抛开这样的“大制作”，她从细微处经营，就一个人、就一个时刻、就一段感情。同时，周洁茹的香港书写依托公共交通系统展开。每天坐车上班时，她有充裕时间去观察香港的速度。《铜锣湾》是其地标最密集的一部作品——“我坐在马鞍山公园给露比打电话，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如果她从湾仔坐船到尖沙咀，她穿过海港城、海防道和九龙公园，她从尖东站一直坐到大围站，她在大围转马铁，恒安的后一站，乌溪沙的前一站，就是马鞍山。”它提供了香港路线图，点阵的密集转换，源于创作者长期的“住”“行”才能累积并叠加的经验。这就是很典型的日常叙事。大的区块由地铁连接，小的处所由巴士串连，两个空间共同搭建城市筋骨。读者从她的文本中，掌握住香港的细节，而不是仅知晓地标及名词。茶餐厅、菜市场、大学、图书馆、幼稚园，密布在人物的身边，形成他们的生活场域。周洁茹写地铁，《佐敦》《油麻地》《旺角东》《九龙湾》《乌溪沙》，描绘从地铁站出来后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地铁的功能是承载外来者的梦想与寻找。周洁茹对地铁的刻画，正是有意识地淡化“过客”概念，地铁是一段段人生故事的输送途径。

  住在香港的第十年，周洁茹说：“香港是我的现在。我在香港。”戴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