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败大文豪维克多·雨果

  1840年2月，维克多·雨果已经大名鼎鼎，在第三次参选，即选举法兰西学院第29把椅子主人米肖的继任者时，还是输给了皮埃尔·弗卢朗。这怎么叫人不遗憾呢？事到如今，那位大人物的敌手早已无人知晓；但是因此得出结论说那个时候的院士选择了弗卢朗有损形象，这话也欠公允。

  作家的失败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他的对手很聪明，不在文学价值上与他较量，而是推出一位学者、一位杰出的生理学教授与他对垒。教授的讲座吸引广大听众，此外还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终身秘书。两人得票数非常接近。那天有31名投票人，胜选票数是16票。第一轮雨果得14票，第二轮得15票，第三轮得14票。弗卢朗依次得了14票、14票、15票。只是到了第四轮，科学家才以17票对12票赢得了竞选。

  对诗人来说，入选只是暂时搁置而已，十个月后他在其他席次的选举中胜出。但是当时，他的崇拜者大为恼火。那时一张报纸愤愤不平说：“在法兰西学院不是来求立方根的，黎塞留创建学院时，绝不会想到要用上那些曲颈瓶和实验工具！”

  其他文章写得更俏皮，也同样犀利，哀叹一位卓越的生理学家“心甘情愿卷入一桩阴谋，给一群对科学一知半解的文人、一些写喜歌剧的打油诗人和生闷气的保王党组成的联盟利用，出面选举”。

  当然，弗卢朗教授当选依靠的是策略。但是法兰西学院里出现一位科学家，那也不是什么出格、反常或者引人非议的事；这也是新院士在入选演说一开头便热情洋溢所表达的。

  “先生们，

  “在我们的国家，文学与科学随着语言开始结成联盟了。

  “笛卡尔在17世纪一下子创造了一种新的几何学、新的哲学和新的语言；在18世纪，哲学家丰特奈尔叫人以通俗语言来谈科学；博物学家布封谈到科学非常雄辩；伏尔泰的语言更是给牛顿的名声插上了翅膀……

  “从科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超越科学本身，先生们，这岂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吗？岂不是对一切都产生了影响吗？

  “对哲学来说呢？大家已经看到是一位几何学家奠定了新哲学。

  “对语言来说呢？也是这位几何学家，写出了《方法论》，这就是我们的语言采取了新形式的第一部著作。给予这个新形式以令人惊讶的高度与完美的，也是一位几何学家，他就是《致外省人信札》的作者帕斯卡！

  “最后对历史又怎么样了呢？上一世纪的一位哲学作家大卫·休谟主张历史要服从于科学的方法；由于历史服从并以事实为依据，在我们今天取得了新的起飞；无疑，这样的事实是不需要证据的，但是在我今天要谈到的著名院士的最重要作品中却找到了最充分的证据。”

  这位演说者最后话头一转，显然是巧妙地谈到所有入选演说中的“实质性内容”，即对前任的赞扬。这是十分得体的，因为他说到一部丰富详尽的资料著作——米肖的《十字军东征史》得到这方面的公认，事实上也提供了一个把科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良好范例。

  这就是1840年12月3日那天，聚集在法兰西学院圆顶下的听众记忆中关于这次演说的开头几段话。他当选而维克多·雨果出局，引起一片嘘声，大家期待这位新院士总会以某种方式对此作出回应；但是弗卢朗不满足于只为自己的入选辩护，他还用寥寥几段话提出一个真正的文明现象。他超越“古典派”与“浪漫派”的争论，以及共和派、波拿巴分子、奥尔良派或正统派之间的争论，超越不可避免的人身攻击，要他的同仁们知道一个新世界正在兴起；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包括它的精神、方法、应用——正在起一种决定性作用。不仅仅是在知识或教育的领域，在法国，如同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国家，机器的普遍使用将要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关系，产生新的政治与哲学学说，同时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麻醉学领域的先驱

  法兰西学院这些带偶然性的选举，后来使第29把椅子在19世纪以至于20世纪，由于有一连串在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加入，成为这个变化的幸运见证人。

  在我们的眼里，皮埃尔·弗卢朗的星光自然与后文将出现的克洛德·贝尔纳、埃内斯特·勒南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不同；但是他的成就绝对不可忽视。这里不说别的，光说他对近代医学一项重大技术的完成作出的贡献，那就是麻醉学。麻醉在我们今天是那么普遍，那么平常，很难想象那些灾难年代外科大夫要给病人切除胆囊或者截去一条腿的时候，病人是醒着的，痛得怪声大叫。弗卢朗是第一批研究氯仿性能并介绍给医学界认识的人。

  麻醉术的发明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就像其他类似的技术一样，它是一种观念长期酝酿与实验的结果。我们也不可以轻视在这前进过程中促成知识与实验向前迈进一步的任何人。在科学与技术中，每个研究员都是一只高贵的齿轮，虽则我们向某位科学家及他的工作、直觉或天才致敬是理所当然的，但也要记着一项发明永远是长期逐步改进的产物；如果说新理念总会让人看到旧思维的缺陷，新理念到时候也会被后来的理念超越，抛在后面。

  然而，在艺术世界与科技世界之间，还不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么？艺术变化更替，但是不一定可以说是进步。19世纪在洛杉矶完成的一件雕塑，并不会使2500前在雅典完成的一件雕塑遭到淘汰；毕加索的画并不会使法国拉斯科的岩壁画陈旧；今日的诗歌也并不会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落后于时代。反过来说，19世纪外科大夫使用的技术，对今日医生来说，实实在在是要“遭到淘汰的”，看来“陈旧”，并“落后于时代”。科学从发展的模式来看，注定是集体完成的，极大部分人默默无闻。这毫不贬低个别发明家的天才，也毫不轻视每个时代推动发展的个人价值与贡献。

  说到弗卢朗，他看来有准确与创新的直觉。他把醉鬼与抽鸦片者的行为进行比较时，观察到前者是“行动上醉”，后者是“感觉上醉”；对鸟进行的实验使他得出结论，酒精影响到小脑，而鸦片影响到大脑半球。长久以来大家都认为脑子是一团密集的球体，而很不注意组成大脑的区域，也不注意每个区域的特殊功能。幸亏有了像弗卢朗这样的学者，他们即使不能总是提供正确的答案，至少会提出正确的问题；一条令人振奋的道路得到了开拓，继续探索下去，每天会带来一点希望。以此来说，他是今日麻醉学领域的先驱。

  挫败“伪科学”

  在这个陌生的领域，他满怀热情，小心翼翼往前走。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这样做。深入曲曲折折的脑区的科学研究已开始风行。有一个新问世的理论，创立者是德国医生弗朗茨·约瑟夫·加尔，声称在新发现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的观念，称为“颅相学”，在19世纪上半叶红极一时，其影响远远超出科学范围。他的奠基性作品从1810年起在巴黎用法语出版：《关于一般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根据颅骨构成的观察，了解人与动物的若干智力禀赋与道德倾向的可能性》。加尔与他的合作者深信，根据大脑部位的“隆凸”，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犯罪、懒惰、宗教信仰或夫妻不忠等方面的倾向性。

  内容简介

  维克多·雨果在接连写出《东方诗集》《巴黎圣母院》等传世之作之后，已然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文豪，但在申请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却意外败给一位现今已鲜为人知的生理学家。这位生理学家名叫皮埃尔·弗卢朗，是麻醉学领域的先驱。

  本文选自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阿明·马洛夫的《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现标题和文内小标题为编者自拟。该书以法兰西学院第29号座席切入法兰西恢弘的400年历史，从封建王朝的繁盛与颓败、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萌生、大革命风暴的洗礼、政体的“轮回”反复与共和制的最终确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把椅子面向塞纳河，默默见证了辉煌而沧桑的法兰西400年历史，也是人类社会彻底转型的400年。

  阿明·马洛夫

  （Amin Maalouf）

  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1949年生于黎巴嫩，1976年迁居巴黎。精通多国语言，曾周游六十余国，是公认的阿拉伯及中东世界的专家。1993年，以《塔尼奥斯的岩石》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2010年，荣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2011年，阿明·马洛夫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继承前任院士列维―斯特劳斯的第29号座席，是法兰西学院成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黎巴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