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人类并不一定就是最后胜利者。新的疾病的不断产生，依然在提出古老的警告

  瘟疫与人的战争由来已久，在很长的时间里，人类都是失败者。

  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把洪灾之后的流行病称为“神的天谴”；古埃及文献把法老对瘟疫的恐惧等同于对神的畏惧；我国安阳出土的甲骨文铭刻着巫师的占卜，询问来年能否避开致命的瘟疫；《圣经》里记载着“人畜伤口化为脓疮”“无一家无死者”……如果没有黑死病，欧洲现在的格局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白人没有给新大陆带来可怕的灾病，美洲仍然会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吗？

  “阿喀琉斯之踵”犹如暗喻，病气一旦侵袭，再强大的人也难以抵挡，人类群体仿佛多米诺骨牌，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哗啦啦就像匍匐的稻秆。我们祈求幸福快乐，致力于自身的健康福祉。在屡战屡败之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人类终于奋起。

  爱德华·詹纳医生被称为“疫苗之父”。1796年5月14日，詹纳医生为小男孩詹姆斯·飞利浦实施了接种，几天之后，注射部位出现了典型的感染症状，等待整整一年之后，小詹姆斯又注射了天花病毒，他依然活蹦乱跳，他获得了免疫力。这是第一例获得成功的疫苗接种。

  在《疫苗的史诗》这部科普作品里，法国病毒学家、作者让-弗朗索瓦·萨吕佐回顾“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的历程，讲述了抗病毒疫苗、狂犬疫苗、黄热病疫苗、流感疫苗、小儿麻痹疫苗等多种疫苗的诞生过程，以及与之相随的医学伦理争议。

  对于宗教来说，接种是一种挑战，是让人类屈从于发明从而取代神意的企图。从早期的实践效果来看，安全接种需要一定的隔离期和恢复期，只有富裕的家庭才有能力负担这项医疗，而接种之后患上的轻型天花所具有的传染性，对于没有接种的人来说也是危险的。启蒙时代的科学家之伟大就在于他们认识到人的能动性，在迷雾之中依然勇往直前，目标明确。

  医学应当造福人类，好医生都是天使。路易·巴斯德的故事非常动人。当男孩被恶犬咬啮濒临死亡之际，巴斯德大胆使用了尚处在实验阶段的疫苗，约瑟夫·梅斯特成为巴斯德救下的第一个狂犬病人。梅斯特后来一直在巴斯德研究所做门房，在1940年，当德国士兵勒令他打开通向巴斯德墓室的大门之时，梅斯特以自尽维护巴斯德的尊严。医生是高危职业人群，他们随时暴露在感染者面前，不小心的操作就会导致极大的危险，尽管后来的保护措施越来越周到，而难以预料的意外仍然频频发生。医生的心血和尸骨，铺展了医学的路途。

  坏医生也绝非少数。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1998年的研究中把麻腮风疫苗和自闭症联系起来，信口开河的言论造成大面积的公众恐慌。在随后的几年中麻腮风接种率大幅下降，并导致2012-2014年英国各地相继爆发麻疹疫情。这个医疗丑闻的出炉是由于韦克菲尔德与疫苗公司因金钱利益而起的私怨，是个人私欲膨胀的恶果，也展示了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重重魅影。我们期望专家可以信任，医学是人体的保护伞，然而，难以杜绝的疫苗安全、疫苗造假、疫苗谣言等事件所带来的公众信任危机，严重损害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

  活体实验，特别是人体实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达到什么程度，必须受到严格监管。18、19世纪的医生在自己或周围的人身上冒险，这在当时主要是因为条件的限制，那么后来呢？更何况，有些还以付酬的形式诱使穷人参与。医学伦理和知情同意原则必须遵守。欺瞒是可鄙的，类似“731部队”或“纳粹医生”的存在，更是极大的丑恶。疫苗实验仍常被视作“新帝国主义”，有些国家以医疗协作的名义让第三世界买单。疫苗的发明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投入，资本运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医生向往成名、资本逐利的本性对公共安全隐藏的威胁则须强力遏制。这些情况随着世界医学协会等国际机构或共同宣言的出现有所改观。

  物欲泛滥，仿佛病毒。很多疾病都是因为人与自然、与其他生物的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变异。面对瘟疫，人类并不一定就是最后胜利者。新的疾病的不断产生，依然在提出古老的警告：更难拥有的，是人心的免疫之力。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