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君子之美行，小人之丑态。荀子在比较君子与小人之行时喜用这样的话语：“是故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荀子-不苟》）。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和不同表现在许多方面，在根源上当然是对待人性的态度和方式的不同，在对待道德与利益的取舍和选择上的不同，唯其如此，也才有了其他具体行为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不同和差异都非常鲜明地昭示了为人处事的美丑与善恶这两种行为方式。它就像一面镜子将社会中的这两种人完全地映照出来。

  其一，君子的美行表现在不偏不倚以及依义而变的文雅之风。君子宽宏而不怠慢；方正而不尖刻；善辩而不争吵；洞察而不过激；正直而不好胜；坚强而不残暴；柔顺而不逐流；恭敬谨慎且待人宽容。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依据正义直接指出和检举别人的过错，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说自己光辉美好，好似舜、禹，与天地相参，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或退或进，柔顺好像香蒲和芦苇，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笃信，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的啊！荀子是这样说的：“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不苟》）。

  其二，君子无时无处不是君子，小人无时无处不是小人。如果君子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敬畏礼义有所节制；聪明的人就会明白通达而触类旁通；愚钝的人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如果被起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如果不被起用，就会戒慎而齐束自己；如果高兴了，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如果忧愁了，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如果通达，就会温雅而文明；如果困窘，就会约束而安详。小人就不是这样了，如果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傲慢而粗暴；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淫威而倾轧；聪明的人，就会巧取豪夺而投机；愚钝的人，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如果被起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如果不被起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如果高兴了，就会轻浮而急躁；如果忧愁了，就会挫伤而胆战；如果通达，就会骄横而偏袒；如果困窘，就会自弃而丧气。荀子是这样说的：“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同上）。”结论是“君子两进，小人两废”（同上），意思是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也就是说，君子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显示的都是美德善行；而小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显示的都是丑德恶行。

  其三，道义与势位俱荣唯君子所有，道义与势位俱辱唯小人所有。

  荀子说：“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能有义荣。有势辱而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员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曷也”（《正论》）。意思是说，所以君子可能有势位方面的耻辱而不可能有道义方面的耻辱，小人可能有势位方面的光荣却不可能有道义方面的光荣。君子有势位方面的耻辱不妨碍他成为尧（好人），小人有势位方面的光荣不妨碍他成为桀（坏人）。道义方面的光荣，势位上的光荣，只有君子才能同时拥有它们；道义方面的耻辱，势位方面的耻辱，只有小人才会同时占有它们。这就是光荣和耻辱方面的道理。圣王把它当作法度，士大夫把它当作原则，一般官员把它当作守则，老百姓根据它形成习俗，这是千秋万代不变的原因。

  知荣辱，尤其在道义上知荣辱对一个文明的人和文明社会的建设真的是太重要了。既有势荣，更有德荣的君子，是当下最需要的；仅有势荣而无德荣的小人，这是我们当下最不需要的。这要形成一种全社会的共识，并最终形成一种普遍而长久的习俗，如此，社会才能做到风清气正，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