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性（下）

  5.既重“性”存在的先天性，又重“性”开发的后天性。对先天人性之善性的“呈现”“保存”“找回”“开发”的问题一向被儒家所重视，不管是主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皆然。孟子的“存心”论，“求其放心”论，“养心”论，“养气”论，《大学》的“明明德”论，荀子的“注错习俗”论，“化性起伪”论都是在论述这个问题的。

  无论是主性本善论者还是主性恶论者，其共同的特点都是认为此“性”都是人生来俱有的。孟子的“我固有之也”的仁义礼智之性，荀子的“天之就也”的欲、知之性皆为天性。这一先天之性在人身里只是潜在的，不显现的，但它们一定又是要显现的。所以，这里也就存在一个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如何使其呈现的问题了。孟荀认为后天的因素是决定先天之性以什么样的状态呈现，以何种的程度呈现之关键所在。中国的人性论并不只是强调性善性恶，而是更注重如何在人进入后天以后扬善止恶。所以孟子要选择能促使良心彰显的那些外在力量，而尽量排除那些阻碍良心彰显的那些外在力量。而性恶论是主张防止恶性的膨胀，即绝对不去“顺是”。所以一系列的后天的正面的规范和教化之手段当然地就成为性恶论者所要得出的结论。性恶论认为只要阻隔了恶性，那么人的善性善行就会表现出来了。这也就是荀子的“其善者，伪也”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见，荀子实际上还是承认了人性中有善的因子或说变善成善的可能性。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丰收之年，少年子弟多半懒惰；灾荒之年，少年子弟多半强暴，这不是天生的本质不同，而是由于外在环境使他们心灵受到腐蚀污染。而“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在说明这个道理。荀子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意思是说，人们的地位行业和生活习惯、风俗和环境，是人性变化、化成的根本原因。总之，在孟荀看来，后天的环境是能够决定人身上的先天属性呈现什么或呈现多少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可以将孟荀的这一主张看成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的具体阐释。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包括家庭熏陶、官方垂训、师长教化、民间劝善和寓教于乐等这些后天道德教育和教化的落实和推广。

  6.既重人性的独特性之德性，又重人性的优秀性之理性。孔子和孟子为什么那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开启和光明“良心”时的作用，其实亦在强调人的理性自觉的重要性啊！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荀子提出“天官”的思想，都是强化作为人的思维能力的理性的作用呢！孟子和荀子看来，人类为什么能够知道义理，趋善避恶呢？那是因为人性中还包含着可贵的特性，即理性。所以孟子在重良心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心之官则思”之心的理性开发和发挥。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的理性是唤醒呈明“善性”的重要助缘和推动器。

  在我看来，德性叫“有这个心”；理性叫“有这个力”。仅有“心”没有“力”是不行的。同理，仅有“力”而无“心”也不行。既要“尽心”，也要“尽力”可以视为中国人性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作为德性的“良心”在“人身”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所以孟子才称其为“几希”，所谓“几希”，就是一点点的意思。但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一点点，它数量不大，但它具有巨大的质量和能量。当然，尽管此力强大，但它又不能落在空处，它需要有一种力量将其放大，并最终发挥出它的天赋的“正能量”。这个“助力者”当是“理性”。通俗地说，以“德性”为基础的“理性”才能发挥出“心力”所要求达到的“正能量”。而反过来说，如果“理性”缺了“德性”这一基础性的存在，那么，由“理性”所发挥出来的可能就是“负能量”的了。通过以上的分析，实际上是要提醒我们，如何处理好“德性”与“理性”，这一同属于“自然性”“自然力”的两种性、力的关系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不应该得到偏颇处理的问题。有心无力办不成事，而无心有力则可能办坏事。有心加有力，必成大事和好事也。明白上述道理，你就能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道德伦理上的许多主张了。“驱而之善”（《孟子》），“止于至善”（《大学》），“积善成德”（《荀子》），此之谓也。

  总之，既承认性的先天性，又注重后天环境对性的呈现状况的决定性作用；既重人的德性，又重人的理性，从而构成中国古代人性的重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