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两个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史，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屈辱史

  《我的叔叔李海》，毫无疑问是近期一部特别值得注意的小说。

  小说题名为“李海叔叔”，其首先一点，当然就是对于李海叔叔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所铸就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发现与塑造。虽然叫叔叔，但李海叔叔却非“我”的亲叔叔，乃因为李海叔叔和“我”的父亲是结拜兄弟。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李海叔叔，之所以会与身为农民的“我”父亲成为结拜兄弟，却又是因为他被打成“右派”。成为“右派”的李海叔叔，到父亲所在的窑厂“劳动改造”，一来二去居然和身为师傅的父亲有了很深的交情，成了结拜兄弟。既然是结拜兄弟，就少不了会有人情来往。就此而言，小说又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两个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史。

  人情往来的过程中，令“我”记忆深刻且念念不忘的，就是李海叔叔那样一种来而无往的“恬不知耻”——在李海叔叔和“我”们家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过程中，除了第一次登门时曾经带过一次奶香味的糖之外，此后的每一次，李海叔叔都要从我们家满载而归，带走各种装有粮食的布兜与袋子：“于是叔叔走的时候，自行车就像是全副武装一样。车把上、后座上，绑的绑，挂的挂，都是装满了货物的布兜和袋子。”双方的交往，呈严重的不对等不平衡状态。问题在于，李海叔叔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何至于如此这般不知廉耻斯文扫地呢？

  原来李海叔叔也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其一，他的家乡苦梨峪是一个特别贫瘠的偏僻之所：“大叔说起那个苦梨峪，大姑娘把筛子当镜子照，草帽底下遮住一块地，全家人穷得盖一床被。”其二，李海叔叔家孩子众多，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生活艰难已然如此，可李海叔叔不仅要把五个孩子抚养大，而且还憋着一口气要他们出人头地。两个因素结合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李海叔叔只能够不断地来我们家“打秋风”。就此而言，这部小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也是一部充满精神屈辱感的生存史。当然了，这里面其实也还潜藏有李海叔叔与我们家较劲儿的某种精神无意识。

  尹学芸对于人情细微处的体察与把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关于父亲与叔叔两人交往过程中各自情感的悄然变化，作家的描写分析令人叹服。“父亲对叔叔的感情，初始肯定源于自然，但往深里走，也添加了自己的因素也未可知。”增加了什么因素呢？一方面，的确是叔叔在不断地来我们家“打秋风”，但在另一方面，叔叔年复一年在大年初一的到来，却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种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我们家才在众乡邻中显得不同，甚或，增加了几许荣耀。”而叔叔呢：“叔叔也一定从这种标志性的身份中悟到了什么，逐渐偏离了自己的航道也未可知。”本来交情颇深的两位结拜兄弟，为什么到头来会日渐疏离渐行渐远呢？却原来：“这其实更像一个合谋，把一份原本淳朴、纯洁、纯粹的情感扭曲了，变异了。”几番裂变下来，自然就是一种情感的隔膜，也即一种很难解得开的情感死疙瘩。

  李海叔叔晚年罹患脑血栓，数年瘫痪在床，特别希望能够再见到曾经和自己长期通信的“我”。但因为多年来形成的心结作祟的缘故，“我”却一再推迟拖延，等到“我”和姐姐她们终于决定要去看一下李海叔叔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幸辞世撒手人寰了。“我”方才陷入了一种难以解脱的自谴状态之中。无论怎么说，即使李海叔叔有一百个错，身为晚辈的“我”都不应该如此残忍地对待他。

  “我”作为一个自诩有悲悯情怀的写作者，莫要说其他的陌生人，即使是面对曾经和自己有过很多人生交集的李海叔叔，也未能真正将此种悲悯落到实处，细细想来，真的是难以被理解原谅的。

  王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