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在历史时间中一度显得漆黑无比，只有秉语言之烛而夜游的诗人能照亮它

  汉语在新的历史时间中一度显得漆黑无比，只有秉语言之烛而夜游的诗人能照亮它。作为一颗诗歌“夜行星”，澄宇的背景是，一百年了，新诗依然处在一种非连续的“共时性”之中，依然是一次未完成的开启，有时甚至像是一场等待救赎的灾难。

  当那些想当然的进步逐渐被证实为灾难的时候，我倾向于认定，在沉重的话语泥污中，母语的新生天然发生于更年轻的言语流层。在母语沉重不堪的历史话语负载中，很多因循守旧的抒情者说了很多别人的话。只有那春服既成、风乎舞雩的世代，尚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澄宇属于其中一员，他的诗句节制、隐忍，既带有情绪的突变，又有对一切事故的从容接纳：“落大风和石头的深夜/圣人和爱人啊/你们一起抱着坠入深渊。”（《风雨夜黄昏大作》）细读他的每一首诗，都能发现两种节律，不能感知它们内在和谐的读者可能会遭遇一些理解难题。

  但是不要怕。即使对于像我这样的职业读者，也同样会遭遇格式失效的困惑。诗人有新颖多变的话语结构能力，抒情者精力充沛且相当自信，正在逼迫我们认可他的景观。老北岛在他的《钟声》中写下了当代中国的寓言，那钟声相当厚重，但并不新奇。读了《夜行星》，我会永远记住在汉诗中出现了关于钟声的另外一种表达：“钟声已然售罄，价高者留。”（《旋转》）从北岛式的历史主义的反讽，到澄宇这一代诗人深切及物的精神修辞，两相比照，已经很容易证实母语存在诗语的代际分界线。关于“伤痕”的冷静书写中，北岛、多多们颇为崇高的父系氏族到澄宇这一代已经经历了意象团的根本更改，物象多了很多有机的填充物，如机趣、宗教、哲学等，不再统一地处于冷硬状态，富有温度和柔韧感。比如在《荆轲》中你可读出，一个英雄被镀亮的方式已经不仅仅是苦难。

  这正是我们要的：母语依靠新生代对朽腐话语的隔绝而重归美丽。从澄宇第一部诗集《布满我们身体的大地》到现在的这部《夜行星》，可见明显的自我话语反省和叛逃，对于观念牢笼中的读者，阅读可能会有些障碍。但这绝不是说，这些挑战会让一个对个体言说葆有浓郁兴趣的人失望。对新诗日渐陈腐的抒情话语来说，那些优秀诗人在诗语的戏剧性和新闻性方面下功夫。读《夜行星》，我也看到了这种事件诗语，一种物质世界留给诗人的绵密撞击。但诗人总能将事件以特别的方式移交给抒情，一个冷静的揶揄者带着积极的悲哀走向我们——作者是一位在诗中巧妙脱离了叙事依赖的诗人，他的尝试就值得特别关注。

  在澄宇笔下，古今“共时”和万物“共在”的意识十分明显，他的这些拼贴是在表达深重的灾难吗？如果是，那么一个年轻抒情者，是如何把这一切背负起来的？笃信救赎美学的本雅明说，历史唯物主义如果再加上神学，它几乎就是无敌的。《夜行星》炫目的“唯物主义”，是依靠富有神性的抒情之“我”来黏合的：“请给我一瓣马蹄/载着这些不肯融化的冰山去妓院/完成慈悲的仪式/在他们搁浅后，我的船才能到达吃水线。”（《沿江，不肯迷失的光》）类似寓言在《夜行星》中还有很多。它们是十分动人的图景，需要多次打开才能透彻阅读。抒情者时空意识特别暧昧，在浑沌中古今不分，中外不明。在诗的各个层面，都分布了许多未名化的事物和情感。诗人看似立场暧昧，却又分明带着睿智的笑意和不易察觉的反讽。在诗中，抒情者有多少锐利的切割，就必定安排相应的柔弱事物来收获这些现代经验的碎片：“于是整个事件充满了母性的光辉。”（《咏月》）奇异的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诗人又往往在童趣的掩护下，从宗教情怀中谨慎撤离。“我劝镜子中的自己：/背过身去。”（《凭栏》）当我在江南繁花似锦的时节读杨澄宇的《夜行星》定稿时，他正游学异国他乡，对自我和乡愁应有了特别的反观。然而诗人并非深陷忧郁之中，他的浪漫情怀、古典情结均匀分布在荒诞或荒谬的生存场景，挽救了淹没在灰色调中的生趣。

  从乙未冬月的寒风到丙申春日的暖阳，这本诗集在我手中也经历了它自身的生长和蜕变，成长速度惊人，而描述一种生长的事物是困难的。诗人簇新的意象现身频度很高，也增加了这个难度。虽然诗集“卒章显志”：“别指望瞎子迷途知返。”但付梓之际，我还是只能揣测，那些无论读之为檄文还是悼词的人们，在历史的天空下都在继续委身于时间，惘然前行。如果执迷不悟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罪案，也是诗人确切而倔强的诗歌意图，那么，还有另外一事可作推论：这场衣锦夜行的心灵行走才刚刚开始，前途风景不可限量。

  傅元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