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历史？本书正巧可以解答这个迷思

  李约瑟确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广受赞誉，争议也很多。尤其是造纸术。早在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就指出，中国的司南、印刷术和火药，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然而，造纸术为什么被排拒？即便时至今天，讼声依然纷纷。

  学者江晓原认为，造纸术应该放弃优先权争夺。关于纸的发明，传统说法认可“蔡伦造纸”。现在很多意见称蔡伦为“改良者”比“发明者”更加恰当。新疆罗布淖尔古烽燧亭、陕西西安灞桥等地陆续出土“西汉古纸”，学界争论聚焦于“西汉古纸”这种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程序的纤维堆积自然物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如果承认“灞桥纸”是纸，那么，古代埃及的莎草纸是不是纸呢？那样一来，埃及的纸可要比蔡侯纸还早三千多年呢。

  江晓原说应当重新评定“四大发明”，他排除了造纸术，把印刷术确定为雕版而非活字，农历、陶瓷、珠算、丝绸等选作补缺。江晓原所举“新四大发明”是否恰当，本文不做评议，不过，有个误区，恰是江晓原自己也说过的：为什么要争夺优先权呢？科技发明往往是集体沉淀的成果，将某项发明归于某人，常因其最大程度聚焦这项发明的结晶，并使它广为人知、广泛应用。因此，我们考察的重点，难道不应当是：造纸术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历史？

  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关注。最近，我读到英国作家亚历山大·门罗的《纸影寻踪》，我欣喜地发现，这部作品正巧可以解答以上迷思。

  《纸影寻踪》的副标题为“旷世发明的传奇之旅”。这项旷世发明就是中国的造纸术。作者讲述了中国纸的诞生和发展，延展论及笔墨砚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作品从马可·波罗游记切入，以西方的眼光“发现”中国，中心议题就是中国纸在对外交流中的世界性影响。这种影响播传近邻，浸润朝鲜、日本、越南等邻国的骨髓，缔造了东亚与东南亚文化圈。这种影响之西传，以阿拉伯人的活动为媒介。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罗斯败于阿拉伯人之时，所俘中国士兵中有造纸工人，后被送至撒马尔干，阿拉伯人乃建立纸厂，“撒马尔干纸”遂流行西亚，并进入欧洲。中国造纸术简单易操作，可以大量生产并且价格低廉，这是埃及莎草纸没有达成的成就，也是欧洲从前长期使用的羊皮卷没有具备的品质。

  谈论造纸术，必然要说印刷术。汉字库体量庞大，毕昇活字印刷并不见得省力，但的确适合字母造字的西文，因此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来说，活字法胜过雕版术。《纸影寻踪》后半部分转入了对印刷术的探讨，这是必须的。文字与纸的结合意味着出现了一种超越口耳相传并能长期保存的文献，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让文献的大范围传播成为了可能，它们在西方直接影响了三个关键且互相联系的社会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运动。要知道，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纲领》如果没有落在纸上，绝不可能在短期间形成“爆炸效应”，那一点星火在刚露头之时就会被迅速扑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技术变革，所代表的不仅是知识传播方式的进步，更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带来西方文化与教育的普及，奠定了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整个西方世界的面貌迅速改变。

  《纸影寻踪》对于宗教文化的变革很重视。作者注意到，印刷术在东、西方的出现，最初都是出于宗教信仰的需要。中国所见最早的可定年代的印本书为敦煌出土的《金刚经》，时间为公元868年。造纸术传播东亚，伴随佛教典籍的流入。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第一批产品是1455年出版的《四十二行圣经》。这些现象绝非偶然。宗教典籍是早期印刷的重要产品。作者谈到了，“建立在典籍上的统治”，通过印本以掌控与规范思想轨迹。然而，它既能够保存传统，也能够加速变革。它冲击了宗教对人的思想的控制力，让知识本身成为了统治者。

  李约瑟说，世界应当重视“中国遗产”。中国发明是在特定时间里“成串”传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个个传过去，“四大发明”体现的是一种整体的深远的影响力。正因如此，不管是谁先发明了纸，中国纸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都烙印在了《纸影寻踪》的旅途里。

  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