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所以能成为冠盖唐朝的诗圣，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在践行“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这两件事

  用新诗给诗圣杜甫立传。这个大胆的想法，来源于2012年。这一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画杜甫、学杜诗的热潮，我在仔细研读冯至先生的《杜甫传》之后，突然萌生了创作中国首部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的冲动。

  于是，开始长达三年博览《杜诗全集今注》等与杜甫有关的群书，先是从纸上进入诗圣杜甫的唐朝生活。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三年，一边阅读杜甫的古诗，一边情不自禁用杜甫的古诗不断生育我的新诗。到了2015年春天，越是深入研究杜甫那些传世的经典古诗，我越是发现自己的想象力已经无法真正抵达历史，自己完成的所谓《秋风破》（原名《唐朝首席记者杜甫》）诗稿（初稿）基本上等同于废纸，哪里还敢言用新诗给诗圣杜甫立传。

  闭门换脑。写不下去文章时，我就写点毛笔字，静心。当我从王羲之书法研习到董其昌书法时，猛然看到董其昌在《画旨》中的一段话，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一瞬间，我才明白杜甫“下笔如有神”的深意。随即，我冒出了另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两年内用自己可控的闲暇时间，走遍杜甫从生到死的路。

  一开始，我立足于成都，以杜甫草堂为发射点，行走考察杜甫踪迹史。然后是扩散到全川的杜甫遗迹，逐步飞行到山东等全国多地杜甫走过的地方。最后，我用三次成捆的时间，自驾从广元剑门关出川，一条线路走陇南到天水，一条线路走西安到延安，一条线路走西安到巩义。其中，从西安，途经潼关、洛阳，走访到偃师、巩义，这一次路线历时最长，几乎包抄了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从巩义到郾城，经武汉转岳阳、平江，再从长沙转荆州、奉节、忠县、广安、遂宁，辗转回到成都这条漫长的路，竟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着我开了三个通宵夜车，也不觉得疲惫。一路上，我根据杜甫诗歌地图设定的踪迹，每一处都有单凭看书或者凭空想象难以获得的珍贵史料，以及史料、山水、遗物、气息对我内心的强烈冲撞。

  有一句鸡汤文字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我想说的是，杜甫之所以能成为冠盖唐朝的诗圣，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在践行“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这两件事，而并非只当书呆子，或者只做旅行家。历史上“行万里路”的人多了去了，只有徐霞客证明了这句鸡汤文字的好处，话又说回来，徐霞客也是爱书名家。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先是“读万卷书”练好了内功，然后是“行万里路”，虽然他走过的路更多是漂泊、苦闷，甚至是逃难的无奈与呐喊，但就是这样的行走，才成就了后人仰止的诗圣。

  对于我创作中国首部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而言，《秋风破》的诗歌文本逼迫我先后完成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事实上，也只有到了杜甫留下的遗迹现场，我才可以真正返回杜甫在唐朝的生活轨迹，或者说历史现场。回望两年行走考察生活有一组挥之不去的数据，我选择了81处杜甫遗迹重点考察，横跨十省的公里数超过了一万三千多公里，自贴经费超过8万元。这样的一边读书一边行走考察，彻底推翻了我最初的书稿，可以说人民日报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秋风破》一书，是我诗歌写作生涯第一次从否定自己到肯定自己的另起炉灶，我试图重新开启汉语诗歌的密码。

  为此，我后来在创作《在笔架山：育新诗》这首新诗时，用“这三年，反复用你的古诗生育/我的新诗。被鞋走破的路/只有一条，贯穿着/你的生与死”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一边读书一边行走考察杜甫踪迹史的心境。同时，在重写《在玉垒山：春风扫》这首新诗时，我脑海里迸出了这样的诗句：“命运已经命令，我是你的肋骨上/长出的诗人。我就应当放大眼睛/看人间的冷暖，看落花的挣扎/怎样随岷江之水滚滚而来，又黯然失去。”

  很多因为行走考察获得的传奇故事，只言片语说不尽。但有一次经历不吐不快。那是2016年秋天，一场雨把我带到偃师市城关三中后园的杜甫墓，我三鞠躬后围着墓茔刚走一半，一只大鸟飞跃而出，或是被我突然而至的声影惊飞，看着它快速飞离视线，我竟然怔住，大脑一片空白。从不相信神灵的我，在这一刻产生一种唯心的指认：杜甫的骨头和灵魂，应该就埋葬于此。事实上，杜甫墓地在全国有八个之多，学术界争论多年也无定论。但是，只有偃师这一个杜甫墓，让我战栗了。我因此宁愿相信杜甫就葬在这里。当时，我像古人一样冲口而出吟诵着新创的诗句：“你的灵魂到底埋葬何地？脚踩虚空/这一刻，我更相信偃师的神灵/最传神……诗回答不了的问题，歌也回答不了/比如眼里的闪电为何那么碰巧就击中了/我和鸟相互不安的飞翔。”

  秋风破。原本是我2015年伫立在成都杜甫草堂茅屋故居独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被一阵强劲的秋风吹来的诗集名字，当时还觉得缺乏雨水的韵脚，难以印证杜甫的古意之句“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到了2016年冒着秋雨在偃师考察杜甫墓后，我才坚定，用新诗给诗圣杜甫立传，书名必须就叫《秋风破》。

  在《秋风破》一书的创作后记里，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杜甫，其实是一个记者》。不是因为我是记者，我就胡乱定位杜甫。而是带着《读诗全集》走遍杜甫从生到死的路后，我回味《兵车行》《丽人行》《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 ）、“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诸多杜甫反映唐朝现实生活的诗歌杰作，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所以，我把杜甫定位为一个记者，甚至是唐朝首席记者。在修订甚至重写《秋风破》的诗稿时，重塑杜甫，致敬诗圣，我的坚持是：一个当代记者和唐朝记者的心灵对话和生活碰撞。

  彭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