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强调人的本质的“心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道德”。换句话说，儒家文化最为重视的当是要解决社会中的所有“人伦”关系问题。孟子说：“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所说的“人伦”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又称为“五伦”。伦常关系确立了，接下来的就要解决各自身份的“责分”或说各自承担的“责任”问题了，由此决定了儒家文化高度重视“尽责”的问题。而要做到“明伦尽责”，又必须提出和建立属于各自责分的“德行”，所以一系列的“德目”纷纷建立。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涉及了“义”德和“信”德。《礼记》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中涉及了“慈”“孝”“良”“悌”“义”“听”“惠”“顺”“仁”“忠”诸德。《大学》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涉及了“仁”“敬”“孝”“慈”“信”诸德。实际上儒家强调“明伦尽责”，也是基于感应和交换规律的。孟子的所谓“五伦论”以及其他论述非常精彩的观点就最鲜明提出的“交换”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敬，夫和妻顺，朋友互信。这也是“各自安止”以后才能进行的“交换”。换句话说，“交换”的前提在于各自的定位定性准确而不错位。这一点应该引起特别注意。孟子还说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也是强调百姓如果你尊敬君王了，君王就会反过来仁爱百姓，这也是一种“交换”。当然所有这些“交换”都是建立在人性及其情感上的，也都是按照相应的“道德”来进行的。另外，在中华传统道德的教化中还非常重视“上”与“下”的“互动”作用，当然更对“在上者”的表率带头作用提出了要求。“上行下效”，此之谓也。《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的话语，将上述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也叫做“七教”：“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概而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积极主张先“明伦”，后“尽责”，合而言之，“明伦尽责”者也，由此形成一种以德性、关系、关怀、责任为其基本特征的中华伦理体系。

  “明伦尽责”的实质是要求人们都要归止和安止于各自的符合人性的诸德之上。这些德行所包含和显示的道理和精神皆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君仁臣敬”“君仁臣忠”“君惠臣忠”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父慈子孝”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夫和妻顺”“夫义妻顺”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这是一个在相互关系中达到一种平等和谐的局面，它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对待。我始终认为，儒家的“明伦尽责”思想真是能体现出国人的智慧之光和人性之明。通俗地说，人与人的关系不就是这些关系吗？只是中国人非常智慧地将其概括和抽象出来了。《大学》概括的“六责”（实际上是“六义”：仁敬、慈孝、和顺）也好，《礼记》概括的“十责”（实际上是“十义”）也好，这些责任的概括不可不谓之精彩。通俗地说，每个人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不就是这些属性吗？只是中国人非常人性地将其概括和抽象出来了。“仁、敬、慈、孝、友、悌、义、听、惠、顺”这所谓的“十义”分别相对应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当然如果再加上“朋友有信”这一条所提倡的“信”义，请问上述的哪一“义”不是人性的反映呢？换句话说，哪一条不是人之为人应该归止和安止的地方和应尽的责任呢？！我认为，包括父子、君臣、夫妇在内的所有人与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相处？即按照怎样的道德去相处？古人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最为明确和最为普遍的答案：那就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即五德去相处。这也就是我所概括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以敬之，智以善之，信以诚之”。具体说来，当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爱”“正”“敬”“善”“诚”的基础之上，其结果一定能实现和达到“和也者”“致中和”“和为贵”的境界。而儒家文化在此基础之上又强调应该将这一符合人性的“爱正敬善诚”之德扩展到事事物物，爱国，敬业，亲民，安百姓，平天下，如此也即实现了儒家所设定的“止于至善”之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