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天跟中国当代小说打交道的人,必有他不愿意公开写作的理由，以及容许自己写作的基点。

  在不认识王咸的时候，先认识了他的夫人，我们在单位的电话号码紧邻着，是同一个时段进来的，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由于她的关系，比如别人会介绍她是谁谁谁的夫人，于是知道了这个名字。后来，从各路朋友那里偶尔会听到王咸这个名字或者零散的轶事，好像有点世外高人的那种范儿，吃素或者宗教之类的，顺耳也就听听又飘走了，连一个像样的逻辑都没有，我们对于不熟悉的人往往会保存各种这样的碎片式记忆。但看到他在院子里热火朝天地打乒乓球，就觉得那些说法不必当真。在一个小院子里工作了几年，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并没有说过话，我很喜欢这种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人情氛围。

  正式跟王咸认识是小说家孙频来上海，四个朋友一起在门口的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聊得很嗨，我知道了他来自聊城莘县，北方平原上到处是单调的白杨树、麦田的地方，我脑海里还闪过那个地方硬朗曲折的方言以及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他在上海大学教过书，那是我工作之前度过漫长无聊时光的所在。既然打开了时光机，就必然会充满拥塞的言语，那一次大家说了非常多的话，多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喧宾夺主。

  那天的聊天，我印象深刻的是，王咸说到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事，住在筒子楼里，特别爱打牌，周末有空就张罗打牌的事儿；但是这个女同事的牌技实在是一般，热情大过牌技，多年也不长进。他们嫌弃归嫌弃，但凡三缺一的场面，只要高喊一声，她立刻到场；仿佛看到一个微胖爽朗的大学女教师，撩开门前晾晒着的床单，大喊一声来了。这个女同事的故事，让我心有戚戚，我也是一个热情超过技术的扑克爱好者。有点像鸡汤一样的生活哲学：有人生活在局部快乐中；有人怀着善意不说破，无伤大雅地跳出来说说笑话；有人又跳出去看看这个故事，想想自己。

  忘记他为什么在饭局快结束时候猝不及防地问我一句你写小说吧？我怎么回答的已经有点模糊，不过从他问我这句话时闪过的眼神和马上低下头的动作，让我一下子猜到他肯定是个默默写小说的家伙！

  过了不久，果然在杂志上见到那个名叫王咸的小说家。王咸这个名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聊斋志异》里的书生，有点古典的意味，又面目不清，一个没有醒目角色面相的人物。他写的小说《回乡记》在朋友们之间流传，低抑的情绪，絮语倾谈，简短的句子，仿佛对话者都不会看着彼此的眼睛，各自说着。《回乡记》像一篇特别具有牵引力的散文，从不经意的语调开始，慢慢把你拉进一个具有重力的场；它更像一次真实回乡的零度记录，年轻敏感的夫妻带着患病的孩子第一次回乡，既想安慰父母又要瞒住他们。他们冷感而寂寞，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失去了所有热情，而对父母、兄弟、朋友又生出体谅和新的认知，中间的反推力，是源自珍视爱的离开，为了失去而先行失去。《拍卖会》设置了一个场景，一个家具公司倒闭的拍卖会上，两个青年男人闲散地聊天，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话中又藏着很多东西，比如天空的云让人觉得永远活下去才好，又有点怅然若失，好像干什么都不尽兴似的。小说中，“朱力的摩托车店也倒闭了，他只说太累了，我没有多问”，他们的对话都是这样触一下就逃开，好像故意避免一种故事化的倾向，努力地浮在表象上，东摇西荡，表象就是真相和所有。他们在拍卖会上买什么都不重要，而是叙事者在人群里观摩镇上的人们，随着兴致想入非非，像脑子里有些怪东西的人，无聊平庸，隐身在人群中，他们绝不会占据一个高地，因为他们也看不到哪怕远一点的地方发生的喧闹。

  一个天天跟中国当代小说打交道的人，对写作的问题有他基本的知觉和了解，一直默默隐忍着写作的冲动或者可能私下写作，必有他不愿意公开写作的理由，以及容许自己写作的基点。我们只能从他写作呈现出的样貌去推测他的美学和想法。如果说《回乡记》《拍卖会》《邻居》这三篇小说更多体现的是他的小说语法，特别像台湾早期艺术电影，那《去海拉尔》可能是他对自己一代写作者的思考。《去海拉尔》里那个叫李朝的诗人，跟那些寡淡的人物不一样，应该拥有那种充满戏剧化的人生，年少成名，万众拥趸，诗歌衰落流落民间，进看守所，离婚，养猪，等等，即使是跟“我”非常熟悉，但是一点生息都无法感觉到，好像打了个盹，“这个人，所有的故事，他只讲其中好玩的部分。”他对自己诗歌的自信一点也没有让他感觉到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过着比别人差的生活也安之若素，甚至过于安之若素了。“有点躁动，在这样的时代，倒是更正常一些。”李朝像一个行走我们之中的陌生人，又像一面镜子，照着躁动的人们。

  作为一个写评论的人，我跟所有写过没写过的作家很难谈得上真正熟悉，之所以选择跟新晋小说家王咸互相歌颂一下，是因为想起孙频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你跟王老师感觉起来有点像，好像我也具有了某种良好品质，嗐，何其有幸！时间里到处是传奇，希望那个叫王咸的小说家永远不一样，又希望他不要走向传奇，跟我们普通人建立起跟他那些“邻居”一样的接壤关系。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