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北京的胡同中出生，又在胡同中长大的。因而对胡同不但不感到陌生，还有一种亲切感。可外地人就不理解了，特别是南方朋友到了北京总要问：“你们北京人干吗管街道叫胡同呢？”好在我打小就爱听老人们讲北京的事儿，也好琢磨北京胡同的名儿，还搜罗积攒了些有关北京胡同的资料，平常还好在胡同里遛弯儿，因而还能回答得出。尽管自元朝的时候“胡同”就在北京这个地方广泛使用，明朝开始就不断有人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可文人们却说法不一，各执己见。

  从史籍中看，光是对“胡同”这个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等。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胡同”这个词进行了分析，指出胡同这个双音词的种种写法，是借字表音。

  张先生认为胡同是个双音节的词，只用于北京和北方一些城市。它始见于金代，元朝才留下较多的资料证实它是已经行用的街巷异名。关于胡同这个词的来历，旧日有三种解释：一为“方言”；二为“弄”或“巷”的缓言，是“巷”的反切；三为《说文》衕字的衍化。然而三种说法均不圆满。张先生假设胡同是个借词。蒙古语、突厥语、维吾尔语、鄂温克语、女真语、满语等“水井”，大致是huto 这样的音，被汉语吸收，借字表音，汉字的几种写法，其中胡同最为流行。到了明清大量使用，使胡同原义(有水井处) 转为街巷，并被看作是汉语本身的词了。

  已故北京史研究会会员曹尔驷先生在《北京胡同丛谈》一文中曾谈道，“胡同”这个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 它最早见于元曲，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词句。还有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曹先生曾设想胡同是“浩特”的音转，因“浩特”最早是居民聚落之意，后来发展为城镇。并将此问题请教了张清常先生，张先生明确答复“胡同”二字确由蒙古语而来，根据语言考证，应是Hottog 的音转，即水井之意。乡有乡井，市有市井，除了河道、湖泊之外，井泉一般是居民生命之源，有井的地方才有居民。这才是胡同的本意。

  有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人多田贞一，1944 年写了本《北京地名志》。他说：胡同正写是衚衕，相当于小通路、横街、小巷等。它是从蒙古语来的。在内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北京也是很早就有称为胡同的事了，今天几乎被完全使用在街道的意义上，胡同的意义却是更近于村、镇的。据内蒙古来的人说，锡林郭勒地方的包，五六个集在一起，就称为胡同。他还指出了胡同流行的范围，不仅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有，天津、河南也不少，因而他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胡同的使用不仅局限于北京，中国北方基本上都有。这与张清常先生根据1989 年邮电部邮政总局主编的《中国邮政编码大全》所统计的全国胡同分布情况大致也是吻合的。

  以上三位先生对胡同的解释，无论是“水井”也好，“居民聚落”也好，“比村大的部落”也好，意思上大体还是接近的。可是关于胡同，还有一种解释为“火疃”，说是“胡同”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它作为街巷的称呼至少在元代就开始了。金末元初，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 即北京城)，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分开，中间辟有通道，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的读音为“火疃”。后来北京人便逐渐读成了“胡同”。这真是水与火的矛盾啊！

  无独有偶，接着我又看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地名漫谈》一书，其中有篇名为《北京胡同的由来》的文章写道：据考证，北京许多古老的街巷名称沿袭元、明、清之旧。胡同之称也始于元。不过那时不叫胡同，而叫“火弄”，又叫“弄通”。可见胡同即是从“火弄”“弄通”演变而来的。宋代都城东京( 今开封)、临安( 今杭州)，称街坊为火巷。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每坊巷三百步许。”《杭州府志》也曾提到火巷，火巷是指都市规划时，在建筑群之间留出的间隔地带，平时是通道，万一失火时，便是防止火势蔓延的设施。据《析津志辑佚》这部记述元大都的书记载，其街制规定：大街的街宽不少于24 步，小街的街宽不少于12 步。小街就是火巷。《析津志辑佚》说那时共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京师坊巷志稿》云：《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巷，胡同即火巷之转。

  这么说来，不管是“火疃”，还是“火弄”，以至“火巷”，虽都带个“火”字，实质都是为了居民的安全而防火的。这么看来与“井”“水”又没了矛盾。而且以上两种说法，在胡同之称始于元朝这点上也与前三位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这些都是从语言及胡同的功能上说的。

  还有一种对胡同的解释，则带上了点政治含义。明朝万历年间顺天府( 当时京师及附近州县都归顺天府所属) 宛平县( 当时京师西部地均属该县管辖，县署在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 知县沈榜写了一部《宛署杂记》，对“胡同”这样说：“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其以衚衕名者凡三百一十二。衚衕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然二字皆从行，迨我朝龙兴，胡人北徙，同于荒服，亦其谶云。”也就是说“胡同”一词本是元朝的语言，是“胡人大同”的意思。到了明朝，胡人被打败，所以又加上了“行”字。字形虽变了，读音却没有改。由此看来，不管元朝还是明朝，对“胡同”一词的使用，还有点政治色彩。

  综前所述，已经可以认定：“胡同”是元朝时开始出现在我国北方城市建筑布局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作用是等同于街巷、里弄一样的通道，既连着民居院落，又是交通道路，当然它还有社会政治功能及文化诸方面的作用。在此，我们姑且把它看成一个专用名词，一个如同街巷那样的地名标志词就够了。

  不过，还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讲明白，那就是既然胡同是可以等同于街巷的城市建筑布局的专用名词，为何还要起这个专用名词，而不干脆称其为街呢？ 这也是我在查阅了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后才搞清楚的。原来元朝所建的大都城之所以规划整齐有如棋盘，是因为当时对大街、小街和胡同是有具体宽度标准的，不过那会儿是以步代尺，用步计量。元朝1步为5尺，约为1.54米。

  大都城共有十一座城门，城门内的大街构成了全城主干道。主干道相交形成若干长方形居住区，居住区中又有等距离东西走向的若干条胡同，从而形成了整齐的城市街道体系。当时规定大街宽24步(约合37.2米)，小街宽12步(约合18.6米)，胡同宽6步(约合9.3米)。经实地勘查，现今东四北的几条胡同，正是元朝胡同的规模。这就是说，胡同在元朝时的宽度必须为6步，比它宽的才称之为小街（12步）、大街（24步）。

  但这一规定，随着朝代的更替，到明朝和清朝也就不那么严格了。明朝废弃了元朝的一些大面积建筑群后，原址上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小胡同。清朝又废弃了明朝的一些衙署、府第、仓场，这些地方也自然形成了一些不规则的胡同。有的胡同宽于6步，有的胡同则不足6步，还有的胡同两头窄中间宽。像明朝时，天安门西侧设有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及旗房、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九大官府衙署建筑群，到了清朝这些官府衙署被废除后，就形成了曲里拐弯的几条不规则的胡同。1959年9月在这块地方建成了宏伟的人民大会堂。

  在丰富悠久和色彩斑斓的北京历史文化长廊中，胡同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本书以胡同的形成、命名和发展为框架，把格局与变迁、趣味与风情、历史与传说、人事与环境、既往与现实，纵横交织于一体。既脉络清晰，提纲挈领，又兼顾到胡同历史文化内涵的各个方面。本书的图片多拍摄于20世界80年代，现在很多已经不存在了，堪称珍贵的历史资料。

  翁立

  1950年生于北京，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新闻发言人兼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社主编、《中国银幕》杂志社总监。曾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等发表论文等二百余篇，多篇获奖。1990年被北京电影学院聘为管理系外聘教师，开授《电影宣传学》课程，所撰讲义被作为教材，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