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却一直不愿承认，没有认罪，这种卑劣行径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今年95岁的高文彬，是目前国内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回想起东京审判的场景，他总会激动。
由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指导，现代快报·ZAKER南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南京市教育局、南京市文广新局、南京图书馆、金陵美术馆主办的《东京审判》巨幅油画巡展活动，将于12月3日至12月15日在南京举行。
70多年前，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是什么样的？日前，现代快报记者赴上海，专访了高文彬，并从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获得了第一手的珍贵影像史料。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胡玉梅 鹿伟 实习生 陈心如
亲历者高文彬：拍下了当年一张张代表中国的面孔
深棕色的夹克，黑皮鞋，老花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眼前的高文彬看起来十分儒雅。因为东京审判的缘故，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和高文彬成了忘年交。在高文彬家里，两人共同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关于东京审判的前前后后。
“因为东京审判的需要，我父亲到上海招聘翻译，东吴大学毕业的高文彬参加了测试，并被录取。”向隆万说，正是他父亲把高文彬招进了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国际大审判。当时审判地点设在东京原陆军士官学校、战时日本参谋本部大厦，所以，简称“东京审判”。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前后共派出了17人，而高文彬从头至尾，全程参与，先后担任中国检察官的法庭翻译官和秘书。
“东京审判每天的庭审记录都会分发到各国代表团，我的工作就是整理这些记录，过若干天装订成册。另外，我还拍了很多照片。”高文彬家里，一直珍藏着一个老式胶卷相机，这个相机当年拍下了很多东京审判的“瞬间”。“这个相机现在还能用，当时用美金买来的。”高文彬回忆。
70多年过去，高文彬拍摄的老照片大多已经遗失，但有一张至今保留，珍贵异常。这张照片中，穿着西装的中国代表团站成两排，大家看起来都斗志满满。“这张照片中，高老是拍摄者，本人并不在里面，但拍下了参加东京审判的代表们，相当珍贵。”向隆万说。
在日本旧报纸中，发现“百人斩”罪证
开庭审判817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东京审判几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提出证据最为浩瀚的审判。
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记载：东京审判的每位被告，不仅拥有2至6名日本籍辩护律师，每人还有至少一位美国律师的帮助。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团达到了130人。不仅如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先假定被告无罪，主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不能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日军侵华罪证。“我们人手少，时间紧，收集证据非常困难。”高文彬说，当时收集罪证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来自国内，还有一种到日本旧报纸、旧资料中寻找。
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高文彬无意中发现了“百人斩”罪证。“1947年的一天，我偶然在《东京日日新闻》的一堆旧报纸资料中，发现了一张摄于1937年的新闻图片。上面刊登的是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消息。”高文彬气愤异常，他说，“这种杀戮‘竞赛’，太惨绝人寰，竟还被当作荣誉大肆宣场”。
随后，这份报纸被高文彬复印了3份，其中两份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作为中方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人的证据；另一份由中国检察组交盟军总部。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回到日本，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在街头当小贩。”高文彬说，最终这两名日军侵华罪犯被捕并引渡到南京受审，在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关键证人溥仪出庭作证，一口京腔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正式起诉，主要是三项罪行：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破坏和平罪。
“法庭上起诉的是28个，由于在审判期间，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先后病死，大川周明因精神病逃脱审判，实际上是25名被告。”向隆万介绍，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战犯有罪，并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被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广田弘毅是唯一的文官，其中一项罪责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他明知日军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杀人、强奸及进行其他暴行，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因为他对此行为的默认，造成了人间惨剧。”向隆万介绍。
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和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有关。“溥仪当时是从苏联引渡过来作证的，他当时很害怕，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以及秘书裘劭恒等人都找他谈话，最后他慢慢放下了包袱，出庭作证。”高文彬回忆说。
在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现代快报记者看到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影像史料。“我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1946年8月16日，溥仪出庭作证。他身穿西装，戴着一副圆眼镜，先宣誓，而后开始作证。在作证的过程中，溥仪或一手扶着凳子，或做着一些小动作，一口京腔，有时还会说几句英文。溥仪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
高文彬回忆说，溥仪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东京审判中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纪录。
联合倡议建东京审判纪念馆
此前，为了原汁原味“再现”东京审判这段历史，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专家学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用翻拍、复制和购买原版文字、图片、影像的形式，收集了大量东京审判的珍贵文献史料，成立了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在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里，原汁原味保存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80册，缩微胶卷4.9万多页，约5000多万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现场、人物照片约700幅；以及庭审相关视频文件等。在这里，可以实现多元检索，实现图文声像相互印证，并逐步实现英中日文三国语言并行对照。
中国是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东京审判是对日本侵略定案的最主要审判，对我国外交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正如梅汝璈法官在生前日记中写的那样，“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2018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70周年。为了缅怀历史，2016年，高文彬领衔，与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翻译张培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梅小侃、梅汝璈之子梅小璈、东京审判首席顾问倪征 之女倪乃先在上海发起联合倡议，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以史实和法理向世界人民证明正义必胜、和平必胜和人民必胜的真理。
向隆万表示，建议东京审判纪念馆建在上海，因为70多年前，中国代表团正是从上海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