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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悌德的最大功用在于“和”。更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悌德所欲达到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和顺与和谐并最终促使整个社会的和顺与和谐。换句话说，悌德的最大功用正是落实在一个“和”字上。诚如北宋苏辙说：“欲求兄弟之和则致力于友悌之节。”我们都知道，“礼”的功用也正是表现在一个“和”字上。“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此之谓也。我在这里也提出一个命题：“悌之用，和为贵。”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说“礼”与“悌”它的功用反映在“和谐”之上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说“礼”与“悌”能促使人与人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呢？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都突出一个“敬爱”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许多美德讲究的是相互的感应和交换。礼敬是相互的，是感应的，是交换的。“有礼者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语），此之谓也。悌敬友爱是相互的，是感应的，是交换的。“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晋人潘岳语），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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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悌德本旨归于仁德。当然，无论在论“孝”时，还是在论“悌”时，都应始终牢记“孝悌”是作为“仁”之根本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作为“仁”之终的而存在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上）。“孝弟者，仁之祖也”（《管子》语），“首孝弟，次谨信”（《弟子规》语）。“本”“祖”“首”等字谈的是根本性问题，而“泛”字谈的是终的问题。“仁”就是爱人，就是亲近人，就是博爱人。“悌”是通过敬重兄长，特别是通过尊老爱幼亲近友善之旨表征着“爱”。如果大家仔细分析起来的话，你可能发现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信”与“悌”两德是表现出鲜明的“平等”道理和精神的。而这种平等正是在相互珍惜，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照中得到反映。当然，我们这里是特别指在“善兄弟”意义上的“悌”德而言的。

  实际上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当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精神及其实现这一精神的思维逻辑。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先立乎其大者”，这个“大者”又可以被称为“大道”。“天下为公”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立的“大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语），此之谓也。只有实现了“泛爱众”“博爱”，才能达到“天下为公”的目标。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实现“天下为公”的博爱，其人性论的根据和基础在哪里呢？儒家找到了“孝悌”。通俗地说，儒家从人性论的根本之处论述“孝悌”的终的乃是为了“天下为公”的博爱。所以在儒家那里始终贯彻着一个思维逻辑，那就是如何完成从内向外的“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出外”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方法始终构成了整个儒家思维的重心。从孔子的“泛爱众”“天下归仁焉”，到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到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体”等等，无不是这一“出外”的行进路径。而“孝悌”二德中，其实是有明确分工的，“入则为孝”，“出则为悌”，此之谓也。由此也说明，他们主要是将“悌”德作为他们扩充爱，即落实“天下归仁”“天下为公”之博爱的一个“过渡性”“桥梁性”来对待的。明白了这一点，“悌”德的重要性就非常明显地被呈现了。

  通过我们对“悌”德的分析和研究，还可以发现另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悌”德实际上既有“私德”的功能，更有“公德”的功能。私德属于“入”，其范围局限于家族社会；公德属于“出”，其范围涉及全体社会。而“私德”与“公德”的问题乃是需要认真认知和对待的现实问题。如何让存在于中华传统美德中的那些具有可以运用到“公德”领域的道德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此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国家的时候，更应该发扬存在于“悌”德中的这种平等亲近精神，互助互爱精神，礼让秩序精神，扶危济困精神等等。所有这些又都体现着人类最光明和美丽的“善”的精神。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友善”是受到“悌”德滋养的。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当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交融以后，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建设文明和谐的中国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也是“论悌”的最大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