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历史以鲜活，注入“为我所用”的元素。让读者通过阅读，看见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世界上很难找到像伊斯梅尔·卡达莱和萨曼·鲁西迪这样，身世与心路历程均如此相似的作家。前者来自阿尔巴尼亚，流亡法国多年，后者是印度裔英国作家。都用非本民族语言写作，卡达莱居于巴黎开始改用法语写作。两人都是历史系毕业生，作品侧重于历史题材。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布克文学奖获得者。

  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布克奖恐怕是既受写作者重视，又受读者青睐的文学奖项。鲁西迪是三届布克奖得主，卡达莱则是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可见，卡达莱获此殊荣，是世界文坛对其写作成就的肯定。

  当我们谈起他们的作品时，读者会迅速地自动分为两派：一派无限迷恋两位作家，惊为天人; 另一派称其晦涩难懂，“不是我的菜”。以我的阅读体验，两位作家都很值得阅读。阅读鲁西迪，感觉脑洞大开。他会将读者拖入无边的历史想象之中，嬉笑怒骂，读起来趣味良多。而对于卡达莱来说，历史就应当厚重，阅读他的小说通常会被一种使命感包围，变幻的隐喻犹如堕入迷宫，时刻都想问自己一次：为什么？

  《长城》是卡达莱最新的短篇集， 2013年于法国出版。国内出版，尚属首次。书中收录了《长城》《致盲敕令》和《阿伽门农的女儿》三部中短篇小说，是卡达莱离开阿尔巴尼亚时偷运出的部分手稿编辑而成。

  《长城》是个小短篇，讲述的是一个戍边明将宋督察与蒙古蛮夷勇士库特卢克对峙的故事。当然，他们居于长城内外，所谓的对峙也无非是内心独白。卡达莱的母国阿尔巴尼亚是东南欧的一个小国，偏巧位于巴尔干半岛这个火药桶的西南部。而这里，曾遭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侵略统治长达五百年。长城虽然坚固，且可修补重建。但是朝廷腐败、太监专权已经预示了元军铁骑踏破中原指日可待。这便是卡达莱想告诉我们的历史警示。

  三篇小说中，我最喜欢《致盲敕令》。它荒诞、幽默，诉有形于无形。这种风格倒与鲁西迪的写法颇为相似。他们予历史以鲜活，注入“为我所用”的元素。让读者通过阅读，看见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敕令”，即帝王的法命。书中的盲敕令是说在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对拥有“邪恶之眼”的异教徒强制实行致盲的一项法令。那么，谁有“邪恶之眼”呢？女巫、戴眼镜的人，甚至包括眼球颜色深浅不一的人……种族、宗教、特权以及各类歧视随着盲敕令接踵而来，其中的隐喻不言自明。

  然而，在玛丽姑娘家中，“不同成员居然信奉不同的宗教”。盲敕令，不仅为城市带来了更多的盲人，也为玛丽姑娘的爱情蒙上了黑暗。难道这不像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吗？统治者对某些导致国家命运的灾难视而不见。所以，卡达莱在书中写道：“他的眼睛瞎了不是因为疾病造成的，也不是由于什么不可抗的力量，那是国家要他这样……”

  卡达莱的另一部小说《耻辱龛》，与《致盲敕令》如出一辙。在京城里有一处耻辱龛，专门放置败将和叛臣的首级。可在这种帝国虚假荣耀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悲剧人生呢？这恰是卡达莱对世人的贡献：文学应该具有批评性。夏丽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