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不仅改变了他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信仰和内心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乃是至关重要的十年，彼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共犯被捕入狱，戴着手铐脚镣离开彼得堡，开始了他生命中的西伯利亚阶段。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平生最为沉重的十年，先是患上了癫痫，出狱后婚姻又令人失望，但他毕竟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还从最深重的苦难中崛起——当他于十年后重返彼得堡时，他已然身心俱变，不仅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人。美国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卷命名为《受难的年代》，弗兰克将传主的作品与经历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在他所经受的磨难中寻找原因，在为他未来的伟大开辟道路之进程中寻找结果”，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平生最重要的转折过程。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入狱之前已经是俄罗斯颇有名气的作家，但是，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代文豪，实在是与他的“受难的年代”分不开的。出狱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初恋，然而，他的爱情生活如同所有那些充满了浪漫想象的文人们一样，与其说爱的是一个女人，不如说爱的是一种梦想，当爱情陷入日常琐屑之日，也就是梦想破灭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陷囹圄，却从而获得了某种神谕的启示，并修正了早期的思想和信仰，只有失去自由，他才真正感受到“生命是一次馈赠，生命是一个福祉，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他说：“我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该当如此。”

  弗兰克首先从心理转变的角度，去探索聚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关键时期的全部心理、精神和情感压力。在弗兰克看来，虽然身陷囹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声言：“我既不会消沉，也不会沮丧。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生命在我们自己身上，不在外部。”并以此为砥砺，然而，监狱里的痛苦折磨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方面是彻骨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是人格的屈辱与身体的摧残，它们不可能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心留下深刻的烙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监狱岁月——或曰“死屋岁月”，让他对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有了切身的感受，让他对道德深度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触到许多过去难以接触到的底层民众，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们的关系，他过去虽然常常谈论人民的利益，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反而是死屋的岁月，让他与俄国底层生活深厚的人性与基督性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产生了对俄罗斯普通人民的信仰。而要支撑这种信仰，他就需要在矛盾、非理性和不可能面前决不退缩，在丑恶与野蛮的外表下寻找并发现隐藏于其间的人性之光。

  “死屋岁月”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轨迹，并从而成为他个人命运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从此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迎来了他的“信仰的重生”，他的经历也与他的创作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推动他走上文学的巅峰。诚如弗兰克所言：“他的命运接受到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他对它们的反应让我们得以描绘他的个人命运与他的同胞更普遍的关切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理解他的作品至关重要。”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