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召江

  要不是一场病，父亲或许至今还会住在一个简陋的建筑工地上，守着破旧的栅门，照看那一大堆破破烂烂的建筑材料，或脚蹬三轮，蹒跚穿行于人如流水的街巷，买回菜来给那些和他一样背井离乡的民工烧水做饭。

  大约十年前，年已花甲的老父，进城寻到了一个在建筑工地看铺子做饭和保管建筑材料的差事。这样的工作，对一个壮年劳力来说尚且吃力，父亲却一干就是十年。其实相对于父亲艰辛的付出，每月不到300元的工钱，实在算不了什么。但父亲却乐此不疲，说现在挣点钱不容易，趁身子骨还硬朗，多干点也好减轻一下儿女的负担。在谋到这份差事之前，父亲一直希望我能给他在城里找个类似门卫的工作，那样看上去既清闲，又体面。在我几次默然无语之后，父亲不再为难我。也许他从我的沉默中已经知道，其实我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是从小村中升起的一轮明月，而不过是从稻田里飞走的一只萤火虫，微弱的光线照亮自己的行程尚且吃力，根本就没有能力为他带来多少温暖和蔚藉。

  父亲打工的工地，离我上班的单位并不遥远，我少喝一场酒的工夫，或是挤出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时间，都能去看一看他，陪他坐下聊一阵子的，然而我没有。而父亲，每年春节照例会用脚蹬三轮驮两蛇皮袋大白菜，从一楼扛到四楼，送到我家中。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容，我说我扛，父亲说不用，这点活我还行。我留他吃饭，他说不用，工地上饭也不错。我给他钱，他说不用，我的工钱都还攒着呢。然后就匆匆离去，每次都一样。

  父亲随他打工的建筑工地在小城辗转十年之后，忽然病了。父亲坐在医院的诊室里，精神依旧很好。见到我时，他说也没感觉到什么，就是吃饭老打嗝。几个哥哥和母亲都在，把我拉到一边，说恐怕不是什么好病，我一听慌了，说那得好好检查检查。父亲说哪里用去检查啊，拿点药吃就行了。结果检查出来了，父亲食管上有肿瘤。医生支走父亲，说病人多大了？母亲说七十了。医生说身体怎样？母亲说平时不咳不喘的。医生说那就动手术。母亲一听就流泪了，和我们几个兄弟说，你爹苦了一辈子，当初你们兄妹8人读书，都是他在地里没日没夜地干活，现在该享享福了，又得了这病，哪怕再多活几年也好啊。我安慰母亲说没事，医生说肿瘤很小，切除就好了。我把需要动手术的事和父亲说了，父亲说又得花一大笔钱，看来你爹就这穷命。我说钱我有，你安心治病。父亲从身上摸出一个存折递给我，说就用这个吧，不够再说。

  父亲的手术很顺利，花费万余，和父亲存折上的数额相当。回家和几个哥哥商量，我说兄妹8人，每人一千多块钱，父亲的钱就不要动了，这是他十年打工的血汗。大家一致同意。但父亲却死活不肯，说我有钱就不会要你们垫，态度非常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