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血脉亲情，这是范根格安姆身上唯一不可被剥夺的尊严

  许多人对索洛维茨基群岛的了解，只是缘于浮光掠影地浏览网络上的那些旅游宣传照片——那里曾是前苏联古拉格第一改造营所在地，也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反复浓墨重彩书写的对象。

  相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位古拉格历史现场的亲历者，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则是古拉格覆灭多年后的局外人，但这并不表明两个人的观点相左，恰恰相反，越是发掘，罗兰越感到一种如同索尔仁尼琴当年那样个人尊严被剥夺殆尽的不寒而栗。

  罗兰的故事是从“一本封面是云的画册，非商业出版物”开始的。在这本画册中，“有一半是他（气象学家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格安姆）从劳改营寄给女儿艾莱奥诺拉的信件的复制品，他被捕的时候她还不满4岁。信件中有植物图集，有线条干净、天真、沉着的图画，用铅笔或水彩着色。里面有北极光，有海冰、黑狐狸、母鸡、西瓜、茶饮、飞机、船、猫、苍蝇、蜡烛、鸟……标本图集和画都很美，但它们并非只为取悦眼睛而存在，而是肩负着教育目的”。

  故事的铺展节奏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大片叙事痕迹，不徐不疾，这反倒进一步加剧了读者对揭开画册背后“内幕”的强烈预期。事实上，这种节奏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本书所描述的主角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格安姆性格的遥相呼应。

  范根格安姆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气象专家，体面而有尊严。在投入劳改营前，他常常会“看着无边辽原上的云卷云舒”，幻想着“在苏联整片领土之上建立统一的水文和气象部门”，他热衷他的同温层气象研究……他的工作单纯得无可挑剔，但就是这样，1934年1月8日晚上，范根格安姆本来和妻子约好在剧院入口的廊柱下碰头，然而，“就在离大剧场几百米处，范根格安姆被带往格别乌总部的‘内部隔离室’”。尽管指控他的理由丝毫经不起推敲，但同许多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在被剥夺尊严后，不得不把自己仅存的一点“能耐”让渡于妻女免遭骚扰威胁。

  那里唯一能给他带来些许安慰的，就是偶尔他会给别人上些“关于‘征服同温层’的讲座”。就此罗兰进一步指出，“人最最不能接受的，大概就是失去别人的认同了。”无论是范根格安姆“很受用”的尊称，还是罗兰这里所说的“认同”，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饱含人性温度的尊严。一个人正常而有尊严的存在，意味着域外力量对人性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反之，当一个人失去尊严，往往意味着域外力量的过度介入。之所以这里要特别提到尊严，是因为身处劳改营的范根格安姆唯一感到有尊严的，便是毫无用处的气象知识讲座，这样的知识“囤积”丝毫无助于高墙外面社会的发展进步，更像是打发苦闷。

  也并非所有的尊严一定就可剥夺。在范根格安姆的身上可以看到，哪怕所有希望破灭，他仍旧穷尽所有努力，尽可能表现出一位父亲的尊严——他利用仅有的简陋条件，用书信向女儿传递着知识，也让纯净的亲情流淌在那一张张粗糙的纸张上。

  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血脉亲情，这是范根格安姆身上唯一不可被剥夺的尊严。换言之，与其说范根格安姆穷尽所有努力捍卫着一位父亲的尊严，不如说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抗拒，抗拒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力量。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