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意味着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与冲击

  在杨奎松先生的语境中，所谓“‘鬼子’来了”，并不单纯是指侵华战争中占领中国国土的“日本鬼子”来了，而是从更加深广的意义上说的，是指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来了；所谓“鬼子”，也并不单纯是对入侵者个人的统称，同时也是指一种文明。“‘鬼子’来了”，其实即意味着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与冲击。

  与杨先生以往篇幅较长的专题性论著颇有不同，他的新著《“鬼子”来了》是一部专栏文章结集。因为是专栏文章，有些话题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展开讨论，而且无法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结构严谨的系统；同样因为是专栏文章，却也深得不拘形态、灵活随意之妙趣，较之杨先生的专题性论著更具可读性。

  在《“鬼子”来了》一书中，杨先生更多地是从细节的方面解读人生百态、观照世间万象的。杨先生认为，生产力亦即科技文化发展普及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必强，反之必弱，一个严重制约着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因素，首先是农村人口的过于庞大与农耕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比如，老舍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塑造的祁老太爷、瑞宣、瑞丰、瑞全、李四爷等一干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在首善之区北京，却大都抱着一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面对“‘鬼子’来了”——国是你的，国家荣辱于己无关；家是我的，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市民尚且如此，边远农村的境况可想而知。清末民初的众多启蒙者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面对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怒其不争，尽管他们以唤起民众为己任，却未免有泥牛入海之叹。

  正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现代文明的本质，不过是要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共同生活，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产生于陌生人密切交往的、城市公共社会生活场域之中，却与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法社会族群内部的血缘关系格格不入。所以，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古国，想在短时期内建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并通过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来结成以国民自由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无论如何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现代国家，与日本入侵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尚且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传统国家，反而正是“东洋鬼子”的入侵和占领，才将一般国民的民族意识迅速激发出来。当战争直接侵害到普罗大众的个人利益，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方在国家有组织地应对现代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团结起来，并开始试着接受西方民主思想，而传统中国也开始一步步走向具有组织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而初具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型。对于交战中的中日双方来说，这无疑都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

  杨先生曾经一再强调，一个落后民族中的普罗大众，要想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国民，必定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极不平衡的过程，“中学”和“西学”，“民族国家”与“国民国家”，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其中既涉及到文明之间的碰撞，也涉及到国民性的种种痼疾。通过杨先生打捞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细节，以及由这些细节连缀成的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命题，我们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和感悟。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