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加缪潜沉进入生活的深处，并用他的笔描摹，他对人类良知有非常清晰且诚恳的阐明

  《阿尔贝·加缪：自由人生》

  马丁·梅耶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年6月

  1942年，加缪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局外人》。小说描绘了默尔索在母亲去世和自己杀人这两个事件中冷漠的“局外人”态度。自从《局外人》问世，人们一直在思考人和他人、和外部世界的“荒谬”关系。梅耶从《局外人》入手挖掘“荒诞的起源”。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篇小说的象征意义有多深远？正常状态和病态性的偏离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是否可以将这名凶手看作没有良知和忏悔之心的典型现代人？他是否体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是在多大程度上加以体现的？”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它们被悬置了，悬置在梅耶故意留给我们的思维空间里。

  面对人生处境的大荒谬，我们能做什么？梅耶进一步揭示，“荒谬”的概念早在《幸福的死亡》《卡里古拉》《误会》等作品中就已显端倪。这是加缪在当时面对生存与命运、自由和毁灭、自我与异己等问题时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就是对这些小说、剧作的理念说明。

  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哲学。“它的根本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存在主义研究专家托马斯·弗林如此概括，“即我们能与我们的生活保持距离并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此意义上，我们总是‘超过’我们自身。但是如同我们是自由的一样，我们也是负有责任的。”梅耶所研究的加缪同样基于上述事实。作为北非移民，才会有《误会》中人物背井离乡、追求财富的强烈渴望；加缪曾经加入地下抵抗组织，《鼠疫》反映了法西斯政权如瘟疫传播，无处不在、无人幸免；目睹战后极权主义的盛行，《反抗者》主张只有积极的反抗才能体现人的尊严。加缪潜沉进入生活的深处，并用他的笔描摹时代图像。

  20世纪中期的法国政治氛围浓厚。萨特说过，当时的作家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明白政治倾向的重要性，并且让文学回归“它的本质，即一种选择立场的行为”。加缪出版《局外人》时还不到30岁，萨特撰写了《“局外人”的诠释》大力推荐这名年轻人，加缪与萨特、波伏瓦等人的交往在本书中也有很多描述，可惜友情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得奖理由：“对人类良知有非常清晰且诚恳的阐明。”加缪选择了他的立场，并且坚守到底，他的所有作品都在力求为他所处的时代建构一种可理解性。梅耶将加缪的作品主题与他的人生经历相互交织，抽丝剥茧，一点点深入分析：加缪如何用自己的方式阐明人类良知。梅耶履行了自己作为评论家的职责——对作家的成就进行阐释和解读，而读者也能对加缪和他的时代多一点“可理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