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 筌

  书橱里有一套《现代》杂志，16开本8大册，是上海书店1984年据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月刊《现代》原本影印，布面精装，印制精美。因为是影印的旧期刊，平时并不常用；但一直摆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看到它，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感动，以及一份可能已无法送达的歉疚常常油然而生。

  20多年前的1990年春，我在位于重庆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大学访学。一日忽然听说，市区解放碑——相当于南京的新街口——正在举办大型特价书市，主办单位好像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所有图书一律半价。对于既缺钱又缺书的我，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等于工资凭空翻倍！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经过两个小时公共汽车的颠簸（如今北碚与重庆市区已有高速公路连接，行程只须20分钟），来到了解放碑新华书店。那场面实在是壮观——上千平米的天井（当地人叫“院坝”）里摆满了书架，书架上又摆满了图书。我在攒动的人头中一眼便看到了这套《现代》，定价110元，半价则只要55元！于是赶快从书架上取下，付款包扎，如鲁迅先生所说，沉甸甸地抱在怀里，“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坟·灯下漫笔》）。

  好书实在太多，已经不堪重负了。于是把一堆挑中的书——记得有两大册的《康熙字典》和四卷本的《清诗话续编》——放在收银台上，在嘈杂的人声中朝一位忙碌的中年女店员比画了几下，意思是请她代为照看，又一头钻进如织的人流中去选书。然而，当我抱着一摞图书回到收银台，准备和原先放在这里的书一起付款的时候，却发现那些书已经不翼而飞了——千挑万选淘得的书，付了钱就是我的了，现在忽然不见了，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迁怒于那位女营业员，气急败坏地冲着她说了一些愤恨而刻薄的话。然而她始终微笑着——虽然笑得有些勉强和僵硬，但并不做辩解，接了我递（确切地说是摔）过去的书，一如既往麻利地结账、捆扎。

  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和无礼：人家并没有义务，事实上也没有精力为我看管未付款的图书。然而天色已晚，加之余怒（主要是痛失爱书的悔恨）未消，接过书捆便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坝。

  快要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觉得身后似乎有人在追赶。回头一看，正是那位瘦削的女店员，提着一大捆书，一边跑一边喊着什么。这时我才猛然想起由于愤怒和失意带来的疏忽：把“我的性命的斤两”遗忘在书店的收银台上了。

  我一时语塞，只能愧疚而尴尬地嗫嚅着：谢谢，谢谢……她依然微笑着，气喘吁吁地摆摆手：莫说了莫说了，看，车来了……

  访学结束回到南京，取出那套《现代》，摆放在了书橱中显眼的地方——直到现在。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人海茫茫，来去匆匆，我知道，此生恐怕很难再与她重逢，当面说出我的歉疚了。以她的阅历和性情，可能早已原谅或忘却了我的无礼；但我的歉疚却永远镶嵌在了我的《现代》记忆之中：20多年前山城重庆那个春阳温煦的下午，那位温厚的大姐送还给我的，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有我所钟爱的《现代》杂志，更有一个现代人应有的……自尊与教养。

  记忆是温润的，在岁月的淘洗中慢慢醇化。渐渐地，记忆中的自责和自省似乎不十分沉重了；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无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