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达成

  “我们曾经经历过80年代，已经不虚此生了！”许多文化人都由衷感慨。我虽年华老去，但心底始终深藏着80年代曾经的辉煌和痛苦。从1980年到1990年，我一直追随大名鼎鼎的主编梅朵，投身于《文汇月刊》的编辑工作。而兼具文学性和综合性的《文汇月刊》品位很高，是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杂志之一。有人评价说，它是80年代文艺复兴的一面旗帜。

  北京的那些大名家，一碰到梅朵登门组稿，可谓汗出如浆。王蒙最早惊呼：“梅朵梅朵没法躲！”梅朵让你心甘情愿地、或是勉为其难地承诺哪天交稿。而你一旦答应了，想毁约，那就等着他的“精神轰炸”吧！交稿期到来之前，梅朵的电话就来查岗了。如果你态度暧昧，他会一天来两三个电话催促你。当时，许多人家里没电话，写信又太慢，梅朵就拿出杀手锏——打电报。他依照稿件的急迫性和你交稿的自觉性，来选择电报方式。有的是加急电报，算准在深更半夜、送达：当电报局的摩托车马达轰鸣，投递员咚咚敲门时，一幢楼的人被惊醒了！今夜谁能入眠？王蒙、张洁、汪曾祺、理由、陈祖芬……一个个都是加急电报的受害者。他们唯有屈服，准时交稿。

  1980年10月，我刚到《文汇月刊》不久，就亲眼见识过梅朵向丁玲逼稿的全过程，坚决得近乎残忍。那一期，刊物亟须丁玲写篇重头稿子——《胡也频》。但不巧，丁玲躲到外地静养去了。梅朵打了一个个电话到丁玲家，但任凭他软泡硬磨，丁玲的家人咬定青山，坚不吐实。梅朵无奈，打了一长串电话，终有突破——名不虚传的“没法躲”，居然打探到老太太在鼓浪屿的电话。梅朵发出最后通牒：“这一期，非要这个稿子不可！马上写，就不打扰你了。你不写，我马上乘飞机赶过来！”丁玲知道这位老友的行事风格，梅朵一来，这个休假全完蛋，她不得不开始赶稿子。

  言传身教，使我们这些梅派传人组稿都有些强悍。看到好稿子就“拦路打劫”。作家为难了，“不要紧，我给你打收条，承担责任。”叶永烈曾写过《罗达成半路抢走〈思乡曲〉》：“写马思聪的《思乡曲》，原本是答应给《青春》编辑吴野的，却被罗达成抢走了……”“我正为难以向《青春》交代而发愁的时候，吴野的豁达大度使我感动。他说：‘《文汇月刊》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杂志……我完全理解！’”我抢了稿子，却和吴野成了朋友。

  外面的人没法躲开梅朵，在他眼皮底下的人就更没得说了。一到《文汇月刊》，你就知道什么叫工作紧张？梅朵用行动逼着我们学他的样，把家事放在一边。在编辑部，他也同样采用紧逼战术：他要求你，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稿子抢到手。他还逼你写稿，记住你的另一身份——作家：“当了编辑就不写东西，算什么作家？拿不出好作品，怎么能跟别的作家平起平坐，在一个高度上对话？”为了确保每期的重头稿，他还常常搞突然袭击：一旦当期的急稿有意外变化，梅朵连招呼也不打，就替我订好飞机票，让我当天出发救场，不容商量。我到《文汇月刊》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你好，李谷一！》就是被他这么“穷凶极恶”地逼出来的。

  《文汇月刊》从来不找风景名胜地搞笔会，没这笔钱也没这精力，但我们对作家的服务真情、周到，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堪称首屈一指。肖复兴没想到，他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在《文汇月刊》发表两个多月后，就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梅朵催促说：赶快把消息告诉得奖作家！但急切间找到肖复兴的概率太低了。肖复兴当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人，却不常去，连电话号码也没留。打“传呼”到他家，他爱人说去江苏开笔会了。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先后找了江苏作协和《雨花》《钟山》等杂志社的七八个朋友，才知他住在南京一部队招待所里。当我最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时，他惊呼：“天哪，你怎么能找到这里？”梅朵一直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结果，找到人他也乐了，抢过电话，热情地祝贺肖复兴。当时往外地打长途是天价，一分钟4块钱，我这个电话打掉几百块钱，而当时住一天招待所的房钱才6块钱。但我们觉得这点投资值，情感无价啊！对于这次电话寻人，肖复兴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