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之恶 文/何同彬

  “她可以变成好人的，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

  在“邪恶”的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好人难寻》的结尾，“格格不入”杀死了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太太，然后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远的话。

  那位可怜的老太太显然不是一个恶人，而且在普通人眼里她很可能算得上一个“好人”，但她并不可爱，她那些客套话让我厌憎和愤怒。当她说出“哎呀！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时，我固然不会像“格格不入”那样“像是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然后开枪打死她，但也至少会被“恶心”得落荒而逃。

  有人乐观地把老太太临死前的这句话描述为顿悟和觉醒的“天惠时刻”，我实在不能苟同，这个“可恶的”老太太最后想以一种宽恕和友善的假象求生，但“格格不入”是一个清醒的“恶人”，他本能地拒绝了。

  在“格格不入”或者在奥康纳的内心到底有没有一个关于“好人”的标准？小说中没有交待，但他认为老太太要想成为好人，必须“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也许，开枪的时刻如同末日审判的时刻，在那一瞬间人被迫“思考”，人性也得以暂时从平庸、麻木的世故之恶中脱身，由此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但“好人难寻”，因为人们有意识地避免遭遇“开枪的时刻”，宁愿活在无处不在的世故之中。所以，奥康纳才被称之为“邪恶”，就像那个谁都不宽恕的鲁迅被认为偏执、狭隘一样。他们都是“较真”的人，宁愿以不友善的恶相冷眼面对由世故豢养的伪善。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过“恶的平庸性”，后来在《思考与道德关切——致W.H.奥登》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阐发。阿伦特发现艾希曼作为一个“罪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浅薄”，深陷一种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由此她得出结论：“陈词滥调、日常话语和循规蹈矩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把我们隔离于现实的作用，即隔离于所有事件和事实由于其存在而使我们思考它们的要求。倘若我们时时对这些要求保持回应，那我们马上就会疲惫不堪，而艾希曼的不同只在于他对此要求分明是毫不知悉。”

  老太太是另一个“艾希曼”，我们每个人都是待审的“艾希曼”，但我们比老太太幸运，因为暂时还没有人朝我们开枪，我们也就还可以快乐地活在“陈词滥调、日常话语和循规蹈矩”的世故习性中。因为世故可以让我们“成功”、让我们安全、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起来像一个“好人”，谁会愿意自找麻烦地“疲惫不堪”呢？

  这种世故也许就是100多年前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未来的小人”，那时候米勒、赫尔岑这样的欧洲思想者认为西方的堕落就是有朝一日变成拥有“混合平庸”或“庸俗习气”的中国人，目前，这种带有明显文化偏见的“黄色危险”论不幸被充分地言中了。

  世故是中庸之道的一种畸变，显现着人们在当前的大时代的怯懦和虚荣，或者说，物质的力量在空前地压制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向度，诱惑我们做一群浅薄且拒绝思考和反省的猪；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形成的不是一个对共同体的前途负有责任感和实践勇气的群体，而是一群精致的知识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一团和气、饱含功利的世故让文化变得浑浊，让一切是非失去泾渭分明的界限，让一切抗拒变得可疑，甚至可笑。如果文学或者艺术有什么必须要克服的障碍的话，在我看来，这个首要的障碍就是世故。

  但混迹在文坛的各色人等，有谁能避免这种世故呢？看看，有些名气越大的人就越世故，越不可能是“格格不入”，而更可能是不会有人当胸开枪的“老太太”、浅薄且拒绝思考的“艾希曼”。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结果，举目四望，你竟然很难发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恶人，到处都是和善的、宽厚的“好人”面孔，而他们却在制造着让人无法忍受的世故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