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戴季陶是一个颇为复杂、具有多重面孔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孙中山秘书、国民党要员、日本问题专家、蒋介石盟友……他一生除了早年留学外，还曾13次访问日本，与日本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发生过广泛的联系，可谓民国首席“知日家”。在日本，不仅留下他早年学习的身影，更有一段尘封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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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季陶惹怒权贵

  没有学校敢收他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生于四川省汉州（成都北部、现在的广汉）。戴家祖籍安徽，乾隆末年定居四川，先祖世代以贩卖瓷器为家业。父亲戴小轩擅长外科医术，母亲黄氏亦精通治疗。戴季陶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幼，从二三岁就开始接受祖父的教育，五岁时能背诵百首唐诗，在亲戚邻居中被赞为“神童”。五岁时，其父因一件债务案件，入狱二年，家产为此耗费了一半以上。为尽孝道，戴季陶陪伴父亲半年以上，未曾上学，在狱中接受父亲的教育。一家的生计由长兄戴传薪在私塾教书维持。

  1902年戴传薪来到成都，将11岁的戴季陶送入同在成都的东游预备学校，戴季陶从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3年，戴季陶进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这个学校大多数的学生都是举人和秀才，年仅十二岁的戴季陶，凭其优秀的文章获得校长的赏识，被破格录取。

  1904年，道员出身的新任学堂监督将其子侄的名次排在成绩优异的学生之前，致使戴季陶的名次受到影响。戴季陶不满其所为，在祭孔的礼堂匾额上，书写“某氏宗祠”四字，以此讽刺新监督视学堂为私物。监督恼羞成怒，不顾师生反对，将戴季陶开除，并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省各校不得收录他，此事对十三岁的戴季陶打击很大，没有学校敢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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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卖祖田凑来的学费，戴季陶在日生活窘迫

  1907年夏戴季陶在师范学校毕业，秋天考入日本大学，校长为松冈康毅。

  初到日本的戴季陶虽然大致能用日语交流，但是仍觉得力不从心。后来有位语言学教师教授他一种外语学习法，每天早晨读一篇报纸社论和一篇小说，不必深究其意，若遇生字，有空就翻一下字典，没空不理会也没关系。但是有一条，读书时必须念出声音，而且声调要模仿外国人。戴季陶便坚持用此方法，日语进步很快。留学期间，戴季陶还以“散红生”的笔名在日本的报章杂志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据说他的文章比日本人写得还好。

  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与同为四川籍的谢健、金锐新及湖南籍的杨子鸿成为好友，号称“松滨四友”。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大多是几个人同租一个房子并雇用女佣，且多与中国人接触，而非积极地去了解日本社会。戴季陶却与此大不相同，戴与金锐新同住位于麹町的松滨馆，此旅馆专门面向日本客人，不太欢迎中国留学生。因两人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尤其是戴季陶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或小说，旅馆的老板很佩服这位优秀的年轻人，遂破例允其居住。当时，日本旅馆一般将食宿费合起来计算，食费以外的香烟、火柴、邮票等费用都是旅馆临时垫付，月终结账。松滨馆的老板因喜欢戴季陶的才能，住宿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算得并不严格。

  戴季陶来日时，带着卖掉三十亩祖田得到的七百元，作为留学费用，为了安全起见，将钱分为两部分，五百元装在怀里，剩下的二百元放在提篮底层。当他从四川坐船到达汉口时，突遇强盗，提篮被抢走。伤心无比的戴季陶放声大哭，因得到同姓族兄的安慰及照料才得以来到日本。数年过去，戴季陶经济上日见困窘，经常向朋友借钱，松滨馆的主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长此以往，巨额借款无法偿还。三年级的时候，戴季陶在经济上越发困难，甚至连学费都是别人代付的。此时松滨馆的老板也在经济上发生困难，要求戴季陶限期还钱。戴季陶别无他法，不得不考虑退学。十八岁的戴季陶临行前放声大哭，不得已告别好友，于1909年夏满怀遗憾地离开了日本。

  其实，按照日本大学当时的规定，对于成绩优秀、品行端正的学生，通过临时考试可被选为“特待生”，并“将得到奖品，或享受免除其一年以内学费的待遇”“对于成绩优秀、品行方正但无法交付学费的学生，作为贷费生，可向其贷款年额二百元”而“五个月以上在籍并全部交纳学费的学生，因病或其他不得已缘故，满六个月以上不能上学时，经本大学许可，可在一年以内休学。”“休学期间不需交纳学费”。特待生、贷费生、休学，以及译书或写文章赚取稿费等多种救济或自救措施，但是无论哪一种戴季陶都没有采取。其实，迫使戴季陶回国的真正原因并非单纯的经济困难，还有精神上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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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婚没几天，朝鲜公主便永远消失了

  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戴季陶与官府选派来日的山西省籍王用宾相识，后来又成为日本大学的同学。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王用宾直接向孙中山要求加入同盟会，受到称赞。戴季陶通过王用宾认识了很多革命党员，也得知了孙中山及中国同盟会。但是戴季陶在留学期间，几乎没有参加政治活动。

  戴季陶虽然与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1908年却积极参与、组织了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最后被选为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

  1908年10月25日戴季陶在东京结识了朝鲜留日学生团体的中心人物、1920年代末提倡三均主义主张朝鲜独立的赵素昂。戴季陶积极与朝鲜留学生交流，并对他们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此时在其留学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对其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

  戴季陶和朝鲜复国志士交往中认识了一位李姓女子留学生。她是大韩帝国皇帝叔辈的女儿。朝鲜留日学生中，有很多爱国革命志士秘密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日本政府对大韩的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由活动。在日韩合并前，若是公主身份的人在东京留学，对日本来说其政治价值甚高，不会无视其行动。

  戴季陶与李公主的交往初时秘密进行，后来深深相爱的两人相约订婚，且举行了订婚宴。到场的友人都衷心地为他们祝福。最后感慨万千的戴季陶放声哭道：“人生遇合，不过如此。”但是，数日后李公主却突然不知去向。据戴季陶的同学回忆，“对方可能因政治上的关系，似受威胁，不三日，交往遂绝”。完全沉浸于幸福之中的戴季陶突然遭此打击，意志完全消沉下来，在异国纯洁的初恋变成了政治牺牲品。以后戴季陶对此事绝口不提，知者甚少。1926年戴季陶在一次讲话中说：“兄弟对于世界革命的人物，也颇有往来，对于世界各国革命的事情，实是常常放在心头的，而我对于高丽的革命，特别关心。这或是因为我第一次订婚的系高丽人吧。”经过十七年的岁月，戴季陶依然对此事记忆犹新。

  不难想象在异国他乡的纯洁婚约以这种形式告终，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十八岁青年来说，打击是何等之大。或许正是由于这场纯洁婚姻的彻底失败，才导致了戴季陶留学的中断。

  张玉萍《戴季陶与日本》